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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站在模拟法庭的辩方席上，法袍穿得端正，发言条理清晰，质证环节步步为营，像一把被磨了好几年的刀。
两个人的交锋在质证环节达到高潮。许愿举出一份鉴定意见，江时言立刻要求鉴定人出庭；许愿引用了一个判例，江时言马上指出判例的适用条件不同。
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毫不留情。法官敲了两次法槌让他们“注意语速”。
许愿看着江时言咄咄逼人的样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是欣慰，是骄傲。
带了这么久的孩子，终于能和他站在同一个台上较量了。法官宣布休庭合议的时候，江时言从辩方席上走过来，站在许愿面前。
“许愿哥，你刚才那个判例引用得不对。那个案子的基本事实和本案不一样。”
许愿看着他。“哪里不一样？”
江时言把不同之处一条一条列出来，逻辑严密，论据充分，和他大一时的结结巴巴判若两人。
许愿听完，点了点头。“嗯，是不一样。”
江时言愣了一下。“你故意的？”
许愿没说话，嘴角弯了一下。
结束后，江时清来接他们。他站在法院门口，穿着一件灰色大衣，围着那条许愿送的围巾，手里拿着两杯奶茶。
许愿和江时言从模拟庭出来，一个面无表情，一个嘴角带笑。
江时清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谁赢了？”
许愿说“我”。江时言说“我”。两个人同时开口。
江时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把奶茶递给许愿一杯，递给江时言一杯。
许愿接过奶茶喝了一口，芋泥波波，少糖，温的。
江时言接过来吸了一口，珍珠的，多糖，冰的。
江时清走在中间，左边是许愿，右边是江时言。
三个人并排走着，谁都没说话。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在身后拖出一条一条的暗色线条。
许愿的手从大衣口袋里伸出来，勾住了江时清的手指。
江时清反握住他。
江时言走在右边，喝奶茶，嚼珍珠，什么都没看见。
江时言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去郊区的小学支教。
学校在A市北边的一个镇上，开车要两个小时，他每周六去，周日回来。
教的科目是语文，班上有二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混在一起，每个孩子的基础都不一样。
他备课备到很晚，在宿舍的书桌上摊开课本和教案本，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重点。
教案写了满满一本，字迹端正，和他哥当年写的一样认真。
室友林一舟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在写，说“你一个支教，至于吗”。
江时言说“至于”。
回来的时候晒黑了一圈，脖子和脸分成了两个颜色，但眼睛很亮。
他和江时清、许愿一起吃饭的时候，说了很多孩子们的事。
他说有个小男孩写字特别慢，但是每个字都写得很工整，横平竖直，像印刷体。
他说有个小女孩每次都把“的”写成“得”，他纠正了十几次，下次还是“得”。
他说他们学校没有图书馆，全校只有一摞旧杂志，还是八几年的，纸都黄了。
他说他想给他们建一个图书角。许愿听着，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不是想起，是忽然意识到他小时候的教室有空调，有投影仪，有铺了塑胶跑道的操场。这些孩子什么都没有。
第140章 图书角
江时清放下筷子。“图书角要多少钱？”
江时言愣了一下。“不知道。几百本书，加几个书架，大概两万左右？”
江时清点了点头。“我出。”
许愿在旁边说“我出一半”。
两个人在饭桌上对视了一眼，江时言看着他们，眼眶红了。
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把那股酸涩压下去，说了一句“哥，许愿哥，谢谢你们”。
江时清说“吃饭”。许愿给他夹了一块排骨。
江时言被一个学姐表白。学姐是辩论队的，大三，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和许愿的是同一种形状。
她约江时言在图书馆门口见面，递给他一封信，粉色的信封，封口贴着一颗心形贴纸，和当年苏晚晴递给许愿的那封一模一样。
江时言接过来，说了一句“学姐，对不起”。
学姐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哭。“你有喜欢的人了？”
江时言想了想。“没有。”
学姐说“那你为什么拒绝我”。
江时言说“不合适”。
学姐看着他的表情，看了好几秒，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
“行，知道了。”
她转身走了。江时言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那封信。
他低头看了一眼，粉色的信封，心形贴纸，封口贴得很整齐。
他拿着那封信站了一会儿。
晚上许愿在图书馆研讨间准备比赛，江时言过来找他。
他把那封信放在桌上，推到许愿面前。许愿看了一眼，没动。
江时言说“学姐给我的”。
许愿说“我知道”。江时言说“我拒绝了”。
许愿点了点头。
“为什么？”许愿问。
江时言看着桌上那封信。粉色的信封在白色的桌面上格外显眼，像一朵开错了季节的花。
“不喜欢。”
许愿没再问。他把那封信推回去，说“你自己收好”。
江时言把信揣进口袋，拿出资料，开始讨论辩题。
江时言加入了法律援助社。
沈岚已经毕业了，现在的社长是个大三的学姐，姓林，说话语速很快，做事雷厉风行。
她看了江时言的报名表，说了一句“师兄的弟弟，应该不差”。
江时言不知道“师兄”是谁，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许愿。
他第一次独立接的案子是一起劳动纠纷。
当事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在一家超市做了六年保洁，被辞退后一分钱补偿没拿到。
超市老板说她是“临时工”，没有合同，没有社保，什么都没有。
江时言看了她带来的材料——工牌、排班表、微信聊天记录、几张和同事的合照。
证据不多，但够了。他跑了好几趟劳动监察大队，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个我们管不了，你去仲裁”。
第二次去仲裁委，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材料不全，回去补齐”。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他像一颗钉子，钉在那里，不动，不退。
最后帮阿姨拿到了赔偿金。
钱不多，两万三，但对那个阿姨来说是半年的收入。
她拎着一袋水果来学校感谢他，苹果、橙子、香蕉，用红色的塑料袋装着，袋口系了一个结，系得很紧。
江时言没收，说了句“应该的”。
阿姨站在校门口，手里拎着那袋水果，看着他，眼眶红了，说了一句“谢谢你，小江律师”。
江时言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叫“小江律师”。
他看着阿姨的背影走远，站在校门口，站了很久。
路过的学生看了他一眼，有人笑了一下，有人若无其事地继续走。
他给许愿发了一条消息。“许愿哥，我赢了。”
许愿秒回了“不错”，又发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包。
江时言看着那个表情包笑了，把手机揣进口袋，转身往回走。
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风一吹就掉，踩上去沙沙响。
同性恋歧视案开庭那天，法院门口来了好几个记者。
有人在摄像机前对着话筒说话，有人举着手机拍法院的门牌，有人蹲在台阶上抽烟。
旁听席坐满了人，有 LGBT 组织的代表，有法学院的学生，有当事人带来的亲友。
许愿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和每次旁听江时清的庭审时一样。
当事人是个三十岁的男人，姓林，在一家外资公司做了三年市场经理。
去年秋天，有人匿名向公司举报了他的性取向。
公司 HR 找他谈话，说“公司的企业文化比较传统，你可能不太适合继续在这里工作”。
三天后，他收到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理由是“不符合企业文化”。
他在A市举目无亲，父母在老家，朋友不多，找了好几家律所，没人愿意接。最后找到了江时清。
对方律师姓沈，四十多岁，是A市劳动法领域的老牌大状。
西装剪裁考究，领带颜色沉稳，说话的时候喜欢用短句，语速快，压迫感强。
庭审一开始，他就抛出了一连串攻势，反复强调“公司有权制定企业文化”“员工在入职时已知晓并认可”“性取向不属于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江时清没有慌。他站起来，没有看稿子，目光扫过法官席，扫过对方律师，最后落在最后一排的某个位置。
“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公司所谓的‘企业文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性取向属于个人隐私，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无关。以性取向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本质上是歧视，是违法。”
沈律师立刻反驳了，引用了几个判例。江时清一一驳回去，从劳动法讲到宪法，从宪法讲到人权。
他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八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钉子钉进木头。法官没有打断他。
庭审持续了一整天。中午休庭的时候，许愿去法院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份盒饭，在走廊里递给江时清。
江时清接过盒饭，靠在墙上吃。他吃得很慢，眼睛还盯着手里的材料，像在一边吃一边过流程。
“紧张吗？”许愿问。
江时清嚼着饭，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不紧张”。
许愿看着他，江时清的筷子夹着一块红烧肉，在嘴边停了一下才送进去。
下午的庭审更加激烈。沈律师几乎把每一个争议焦点都推到了极限，从证据的关联性到证人的可信度，从法律适用到社会影响。
江时清一条一条地接，一条一条地驳。最后陈述的时候，他站在代理人席上，声音平稳。
“我的当事人只是喜欢上了一个人。这不影响他是一名优秀的员工，不影响他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影响他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
法庭安静了几秒。法官宣布休庭合议。
第141章 采访
合议的时间不长。法官重新入席的时候，旁听席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又坐下。
书记员宣读了判决书的核心内容——公司以性取向为由辞退员工，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并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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