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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文看着他，眼眶忽然红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伸出手，揉了揉陈浚铭的头发。 “你也是。”他说。 左奇函站在厨房门口，端着酒杯，看着杨博文和陈浚铭坐在沙发上说话。他的目光很柔，柔到像是在看一幅很喜欢的画。 张桂源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左奇函喝了一口酒，“就是在想——值了。” “什么值了？” “所有的事。”左奇函说，“都值了。” 张桂源看着他，忽然笑了。 “你这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煽情了？” “跟你学的。” “我哪有煽情？” “你每天都在煽情。” 张桂源想了想，竟然无法反驳。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不少酒。 张桂源喝醉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张函瑞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他身上，坐在旁边守着他。 陈思罕靠在墙角，手里还拿着半杯没喝完的红酒，眼睛闭着，呼吸很均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 陈浚铭没有喝酒，回了房间。 公寓里安静了下来。 左奇函和杨博文站在阳台上，靠着栏杆，看着城市的夜景。 冬夜的天空很干净，没有云，月亮很圆，很亮，挂在远处高楼的上方，像一盏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杨博文。”左奇函说。 “嗯。” “谢谢你。” 杨博文转过头看着他。 “谢什么？” “所有的事。”左奇函说，“谢谢你帮我查清楚我爸妈的事，谢谢你替我站在法庭上，谢谢你——” 他顿了一下。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杨博文看着他，看了很久。 月光照在两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阳台的地面上，一个长一个短，靠得很近。 “左奇函，”杨博文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你。”杨博文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会被夜风吹散，“不是因为你是左家的人，不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是因为——你是左奇函。” 两个人在月光下对视。 然后左奇函伸出手，把杨博文拉进怀里。 不是那种用力的、紧紧的拥抱。 是一个轻轻的、慢慢的、像是要把这个瞬间永远记住的拥抱。他把下巴抵在杨博文的肩膀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杨博文的身上有洗衣液的味道，有红酒的味道，有烧烤的味道，有今晚所有人留下的、热闹的、温暖的、生活的味道。 “我爱你。”左奇函说，声音闷在杨博文的肩膀上。 “我知道。”杨博文说。 “你呢？” 杨博文沉默了一秒。 然后他说：“我也爱你。” 四个字。 很轻，很短。 但足够了。 那天晚上，左奇函和杨博文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酒喝完了，烧烤凉了，客厅里的灯关了，张桂源被张函瑞扶走了，陈思罕自己打车回了学校。公寓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摊融化的银子。 杨博文收拾着客厅里的残局——空酒瓶、一次性餐盒、用过的纸巾、掉在地上的筷子。他一样一样地捡起来，放进垃圾袋里，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左奇函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 “明天我帮你收拾。”左奇函说。 “不用。快好了。” 杨博文蹲下来，捡起沙发底下的一根筷子。他蹲在那里，忽然没有站起来。 左奇函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怎么了？” 杨博文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左奇函，你爸妈的事——” “不要说了。”左奇函打断了他。 “我要说。”杨博文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你爸妈的事，我没有能够把左明远以故意杀人罪定罪。证据不够。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也不甘心。” 左奇函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十八年，”他说，“够了。他不是怕坐牢，他是怕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左家。那比坐牢更难受。” 杨博文没有说话。 “而且，”左奇函的声音放柔了，“你尽力了。你尽了最大的力。没有人能做得比你更好。” 杨博文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那根筷子。 “我只是想——”他的声音有些涩，“想给你一个交代。” 左奇函伸出手，从他手里拿走了那根筷子，放在地上。 然后他握住杨博文的手。 “你已经给我了。”他说。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城市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的，碎碎的，像有人从天上往下撒盐。 落在手心里就化了，落在头发上就不见了，落在地面上变成一层薄薄的、脏兮兮的泥水。 左奇函站在老宅的院子里，仰头看着天空。 雪落在他的脸上，凉凉的，像一个个细碎的、无声的吻。 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幅用炭笔勾勒的素描。 树下的那把竹椅还在，但椅背上那件灰色的旧外套不在了——老爷子收起来了，也许是因为天冷了，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老爷子最近身体不太好。 医生说他的心脏有问题，需要静养，不能操心。 但老爷子说“我八十三了，心脏有问题才正常”。左奇函每天都会去书房看他，陪他下一盘棋，或者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 老爷子不怎么说话了，但每次左奇函走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句“注意安全”。和宋晚晴说的一模一样。 左奇函每次听到这三个字，都会想起他的母亲。 那个总是欲言又止的、站在半开的门后面的、说“注意安全”的母亲。 他现在知道了，她说“注意安全”的时候，是真的在担心他的安全。只是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说，她已经太久没有表达过，忘了该怎么开口。 雪越下越大了。 左奇函站在院子里，没有动。 手机震了一下。 杨博文的消息：在哪？ 左奇函：老宅。看雪。 杨博文：我来接你。 左奇函：好。 他把手机收起来，最后看了一眼老槐树，转身走出了院子。 雪落在他的肩上，落在他黑色的外套上，像一层薄薄的、正在融化的糖霜。 他走出大门，站在路边等。 雪从天上落下来，落在他仰起的脸上，落在他的睫毛上，落在他的嘴唇上。 他伸出舌头，接住了一片雪——凉的，淡的，什么都没有的味道。 雪的味道，就是什么都没有。 像失去。像告别。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再也听不到的、再也握不住的东西。 一辆车停在他面前。 车灯的光穿过雪幕，落在他的身上。 车门开了。 杨博文走出来，站在他面前。他的头发上落满了雪，睫毛上也是，嘴唇上也是。他看着左奇函，伸出手，拂去了他肩上的雪。 “上车吧，”他说，“冷。” 左奇函看着他，忽然笑了。 “你头发上全是雪。” “你的也是。” 两个人站在雪里，看着对方头发上的雪，谁也没有去拂。 “杨博文。” “嗯。” “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头发都白了——” “你现在就已经白了。”杨博文打断了他。 左奇函看着他笑了，笑得很轻，很短，但很真实。 “那我们就一起白头。”他说。 杨博文看着他，眼眶红了。 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左奇函的手。 两个人站在雪里，手牵着手，头发上落满了雪，很冷，但是心里，很暖。 像两个已经白了头的人。 事情尘埃落定后的第三天，杨博文出了车祸。 那天晚上，他从律所下班，开车回家。路上下着雨——冬天的雨，不大，但很冷，打在挡风玻璃上，模糊了前方的视线。 他开得很慢，因为他一向开得很慢。 他不是一个会开快车的人，他做什么事都慢——走路慢，说话慢，吃饭慢，连爱一个人都慢，慢了十二年。 但有些事，不是慢就能避免的。 一辆没有开车灯的面包车从侧面冲出来，撞上了他的车。 撞击点在驾驶座那一侧。巨大的冲击力把车门撞得凹陷进去，把座椅挤压变形，把杨博文的身体挤在了方向盘和座椅之间。 他的最后一秒，在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也许在想左奇函。也许在想陈浚铭。也许在想那个还没写完的、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打算在圣诞节送给左奇函的卡片。 卡片上写的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也许是一句“圣诞快乐”，也许是一句“谢谢你”，也许是一句他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藏在心里十二年的、三个字的短句。 面包车跑了。 和撞左明德的那辆货车一样，没有车牌，没有司机，没有痕迹。冬天的雨很快就冲刷掉了所有的证据——刹车痕迹、玻璃碎片、血迹。 杨博文被路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 救护车来的时候，他的手机从口袋里滑了出来，掉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屏幕碎了，但还亮着。 屏幕上是一条没来得及发出的消息，收件人是“左奇函”。 消息的内容只有两个字：“到了。” 可是他没有到。
第89章 画展 张函瑞的画展开在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 那天没有下雪，天很晴，阳光从玻璃天花板照进来，把整个展厅照得通透明亮。展厅在城西的一个旧厂房改造的艺术空间里，白色的墙壁，灰色的水泥地面，高大的窗户框着一块一块的蓝天。 画挂在墙上，间距很大，每一幅都有自己的呼吸空间。 开幕定在下午三点。 两点半的时候，展厅里已经来了不少人——有艺术圈的评论家、收藏家、画廊主，有张函瑞在美院的同学和老师，有一些慕名而来的观众，还有一群他从十多岁起就认识的人。 左奇函到得最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大衣，站在展厅的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免费的红酒，没有喝，只是端着。 他看着墙上那些画——那些他曾经在张函瑞的画室里见过半成品、如今终于完成的作品——忽然觉得张函瑞说的“不够”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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