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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的嘴角终于动了一下，这次左奇函看清楚了——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意外，又像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浮上了水面。 “你知不知道，”老爷子的声音低了下来，“你小叔当年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左奇函愣住了。 “你小叔，”老爷子靠在椅背上，目光变得悠远，像是在看一个很久远的故事，“二十多岁的时候，也喜欢过一个人。也跑来跟我说，要按自己的方式来，私事自己决定。” 左奇函从来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后来呢？”他问，声音有些哑。 “后来，”老爷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像是一声叹息，“后来他输了。” 输了。 这两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那个人走了。你小叔也变了。”老爷子低下头，看着桌上那盘没下完的棋，“他再也没有跟我提过任何条件。他变成了我最得力的帮手，也变成了最狠的人。” 书房里沉默了很久。 挂钟的滴答声一格一格地走着，老槐树的影子在窗玻璃上慢慢移动。 “所以，”左奇函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您觉得我也会输？” 老爷子抬起头，看着他。 “我是怕你输。”老人的声音忽然露出了一丝裂痕，那种八十三年的坚硬外壳下，难得一见的柔软，“左家的人，输不起。” 左奇函看着他的爷爷。 在这一刻，他忽然不觉得这个老人是敌人了。 他还是对手，还是那个制定了所有规则的人，但他不再是单纯的阻碍——他也是一个曾经目睹过失败的人，一个害怕自己的孙子重蹈覆辙的人。 “爷爷，”左奇函说，“我不是小叔。” 老爷子看着他。 “小叔输，不是因为左家，也不是因为那个人。” 左奇函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 “是因为他自己。他没有争到底。”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争到底？” “因为如果他争了，”左奇函说，“他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切开了某个被尘封了很久的东西。 老爷子沉默了很久。 久到左奇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老人伸出手，拿起桌上那盘没下完的棋中的一枚黑子，放在掌心，慢慢地摩挲。 “三年。”他说。 “三年之内，”老爷子的声音恢复了那种平淡的、不容置疑的语调，“你要证明给我看，你的‘方式’能让左家走下去。至于你的私事——” 他把那枚黑子放在了棋盘的一个空位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我不插手。但你也不要指望我点头。” 左奇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同意，但也不是反对。是一种默许，一种观望，一个老人给孙子的最后一点余地。 这就够了。 至少暂时够了。 “谢谢爷爷。”他说。 老爷子没有看他，只是低头看着棋盘，像是已经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左奇函转身，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 “对了，”老爷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说的那个孩子——杨博文——” 左奇函停住了。 “他知不知道，你在为他做这些？” 左奇函没有回头。 “他不需要知道，”他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把书房里的沉默和老人独自留在一起。 老爷子坐在太师椅上，看着那盘棋。 黑子刚刚落下，白子还没有回应。 他伸出手，拿起一枚白子，在指尖转了转，然后放回了棋盒里。 “老了，”他低声说，声音消散在空旷的书房里，“真的老了。” 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落了几片，在空中打了几个旋，轻轻地落在青石板上。 杨博文见到陈母的时候，是一个阴天的下午。 看守所会见室里的灯光是惨白的，照得人脸上没有任何血色。 铁椅子，铁桌子，铁栏杆，一切都是冰冷的、坚硬的、拒绝的。 陈母被带进来的时候，杨博文差点没有认出她。 他见过陈母的照片——那是几年前的照片，一个保养得宜的中年女人，穿着得体的套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笑容温和而矜持。 但面前这个女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掏空了。 她的头发灰白交错，乱糟糟地披散着，眼睛深陷，颧骨突出，穿着一件宽大的蓝色号服，整个人像一件被揉皱的衣服。 但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清醒的，异常清醒。 那种清醒比疯狂更让人不安。 “你是律师？”陈母坐下来，看着他，声音沙哑但清晰。 “是。我姓杨，杨博文。您的女儿委托我来处理您的案子。” 听到“女儿”两个字，陈母的眼睛亮了一下，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被人拨了拨灯芯。 “薇娅……她好吗？” “她很好。”杨博文的声音放柔了一些，“她很担心您。” 陈母低下头，双手交握在桌上，手指互相绞着，指节泛白。 “我没有疯。”她忽然说，声音急促起来，“杨律师，我没有疯。你要相信我。” “我知道。”杨博文说。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有一种让人安定下来的力量。不是敷衍的“我知道”，而是真正的、带着理解和尊重的“我知道”。 陈母抬起头，看着他，眼眶红了。 “他们都想让我闭嘴，”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他们说我有妄想症，说我是被迫害妄想，说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可是杨律师，我记得每一件事。每.一.件。” 她的手指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 “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听到了不该听的话。那些东西太大了，大到他们宁愿让我变成一个疯女人，也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真相。” 杨博文翻开卷宗，拿出那封手写信的复印件，放在桌上。 “您在这封信里提到的‘真相’，具体是指什么？” 陈母盯着那张复印件，沉默了很长时间。 会见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日光灯管的嗡嗡声。 “您要知道，”杨博文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您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案件的一部分。如果您说的都是事实，我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它。但如果——” “我说的都是事实。”陈母打断了他，声音忽然变得异常冷静，冷静到让人脊背发凉，“杨律师，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问题是——” 她抬起头，看着杨博文的眼睛，目光清澈得不像一个“疯了”的人。 “你准备好面对这个事实了吗？” 杨博文看着她的眼睛，没有移开视线。 “这是我的工作。”他说。 陈母看了他很久，然后忽然笑了。 那个笑容很短暂，也很奇怪——不是高兴，不是讽刺，更像是一种……释然。 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一点光，哪怕那道光还很远，很微弱，但她至少看到了。 “好，”她说，“我告诉你。” 她开始说。 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但那些内容——那些关于金钱、权力、勾结、掩盖的故事——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像一块一块的砖头，垒起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几乎要压垮这间小小的会见室。 杨博文没有打断她。 他只是一直在记笔记，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在运转。 但他的内心，远没有表面那么平静。 因为陈母说的那些事，涉及到的人，有些他认识。 有些，姓左。
第69章 在争取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 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飘雨了。 很细的雨，打在脸上像是被人用湿棉花轻轻地擦了一下，不疼，但黏腻，让人不舒服。 杨博文站在门口，撑开伞，但没有立刻走。 他站在雨里，看着灰蒙蒙的天，脑子里翻涌着陈母说的那些话。 那些名字，那些日期，那些交易记录，那些被刻意模糊的账目——它们像一块一块拼图，散落在地上，等待着被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而他知道，这幅画面一旦拼出来，会有很多人不希望它存在。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左少(左奇函)】：你在哪？ 杨博文看着这条消息，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几秒。 然后他打了两个字： 【小羊(杨博文)】:律所。 发送。 左奇函的回复几乎是秒回的： 【左少(左奇函)】:我来接你。下雨了。 杨博文看着“下雨了”三个字，忽然觉得那黏腻的雨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 他打了一个字： 【小羊(杨博文)】:好。 然后他收起手机，撑好伞，走向停车场。 雨越下越大了。 左奇函到的时候，杨博文已经在律所楼下等了。 他站在门廊下面，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衬衫袖口卷了两道，露出瘦削的手腕。他低着头在看手机，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勾勒得很清晰。 左奇函把车停在路边，没有按喇叭，只是摇下车窗，看着他。 雨声很大，但杨博文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抬起头来。 两个人的目光隔着雨幕撞在一起。 左奇函看着他走过来，步子不快不慢，皮鞋踩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他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的门，收了伞，坐进来。 车里有一股淡淡的雨水的味道，混合着杨博文身上那种清冽的气息——洗衣液的味道，或者是什么别的，左奇函说不清楚，但他闻了很多年，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 “吃饭了吗？”左奇函问。 “还没。” “想吃什么？” 杨博文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声音里有一丝疲惫。 “随便。” 左奇函看了他一眼。 他知道“随便”不是随便。杨博文说“随便”的时候，通常是他太累了，累到没有力气去做选择。 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是精神上的——是脑子被塞满了东西之后，再也装不下任何决策的疲惫。 左奇函没有多问，发动了车。 他没有去餐厅，而是开到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粥店，买了两份皮蛋瘦肉粥，还有几样小菜，然后开回了自己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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