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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左奇函也看着窗外。 城市的早晨，高楼在阳光里闪着光，远处有几只鸟在飞，翅膀扇动的频率很快，像是在赶路。 “准备好了。”他说，“不是因为我不怕。是因为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你在我旁边。” 杨博文转过头看着他。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打在两个人的脸上，把他们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边。 杨博文的嘴角弯了一下。 很轻，很短，但很真。 左奇函也笑了。 两个人在早晨的阳光里，端着咖啡杯，并肩站着，看着窗外这个巨大的、复杂的、危险的城市。 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不会轻松。左明远不会坐以待毙，他会反击。他会用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威胁、利诱、谎言，甚至暴力。 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场硬仗。 但他们也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打。 左奇函有杨博文，有陈思罕，有张桂源，有张函瑞，有陈浚铭——那个正在努力长大的、不是小孩子了的弟弟。 杨博文有左奇函，有他的职业信念，有陈慧兰藏了三年的证据，有那枚小小的、银色的、不到十克的U盘。 够了。 这些，够了。 他们喝完咖啡，换了衣服，一起走出公寓。 电梯里，左奇函按了一楼，杨博文站在他旁边。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走出去。 阳光很好。 天很蓝。 风很轻。 左奇函的车停在路边，杨博文的律所就在对面。 “那我走了。”杨博文说。 “嗯。” 杨博文转身，朝律所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又停下来，回过头。 “左奇函。” “嗯？” “昨天晚上你说的那句话——” 左奇函的心跳加快了。 杨博文看着他，阳光打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光。 “我也爱你。” 他说完，转身走了。 步子不快不慢，和平时一样。但左奇函注意到，他的耳朵尖是红的——红得像是要滴血。 左奇函站在车旁边，看着杨博文的背影穿过马路，走进大楼，消失在旋转门后面。 他站了很久。 久到路过的行人看了他好几眼。 然后他低下头，笑了。 笑得很大声，笑得很傻，笑得路过的行人又多看了他好几眼。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 后视镜里，那栋大楼的二十三层，有一扇窗户的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那是杨博文的办公室。 他在说：我到了。 左奇函看着那扇窗户，笑了一下。 然后他踩下油门，驶入了车流。 杨博文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那个U盘里的文件。他已经看完了大部分，剩下的正在整理。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左奇函：到了吗？ 杨博文：到了。你呢？ 左奇函：在去陈思罕学校的路上。 杨博文：注意安全。 左奇函：你也是。 杨博文看着“你也是”三个字，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他放下手机，继续看文件。 屏幕上是一份三年前的转账记录，金额很大，收款方是一个他查了很久的账户。他看着那个账户名，手指在鼠标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打开了一个新的文档，开始写今天的进度报告。 写完之后，他保存文档，关上电脑，拿起公文包。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办公桌上，照在那堆案卷材料上，照在他和左奇函昨晚坐过的沙发上。 他忽然想起左奇函说的那句话：“我准备好了。” 他说他也准备好了。 他们都说准备好了。 但“准备好”和“不害怕”是两回事。 他害怕。 他害怕左奇函受到伤害。他害怕陈思罕被卷入更深。他害怕陈慧兰的案子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他害怕自己不够强大，不够聪明，不够快。 但他不会让这些害怕阻止他。 因为他是一个律师。 因为他是杨博文。 因为他答应过一个人——他不会让他出事。 他关上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他的脚步声点亮了一盏又一盏灯，像上次一样，像每一次一样。 他走进电梯，按下了一楼。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表情平静，眼神坚定。 那个人是一个律师。 那个人是一个哥哥。 那个人是一个男朋友。 那个人是一个——正在战斗的人。 电梯门打开了。 他走出去，走进阳光里。 杨博文走进看守所的时候，天开始阴了。 不是要下雨的那种阴，是夏天午后常见的、闷热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阴。 云层很厚，灰白色的，像一床没有洗干净的旧棉被，盖在整个城市的上空。 会见室里还是那种惨白的灯光，铁椅子、铁桌子、铁栏杆，一切都没有变。但陈母变了——不是变好了，是变得更瘦了。 她的颧骨比以前更高，眼睛比以前更深，手腕上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像是皮肤下面只剩下骨头和脉络。 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那种亮不是健康的、有光泽的亮，而是一种——烧到最后的那一点火苗的亮。风一吹就会灭，但风还没来。 “杨律师。”她坐下来，声音沙哑，但清晰。 “陈阿姨。”杨博文打开笔记本，把笔放在旁边，“今天来，是有些事情想跟您确认。” “你说。” 杨博文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是他从U盘里整理出来的关键信息——一笔三年前的大额转账，金额、时间、经手人、审批流程，全部列得清清楚楚。 “这笔钱，”他把纸转过去，让陈母能看到，“您有印象吗？” 陈母低下头，看着那张纸。 她的目光从第一行移到最后一行，很慢，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确认。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杨博文。 “这是我从公司系统里导出来的原始数据，”她说，“我当时做了两份备份。一份给了我的朋友，一份——”她停顿了一下，“一份藏在了我老家房子的墙缝里。” “我知道。您让我去取的那份。” “对。”陈母点了点头，“这份数据，我经手的。每一笔我都记得。” 她伸出手，枯瘦的手指指着纸上的一行数字，“这一笔，是我亲自录入的系统。转账指令是周建国签的字，但发起这笔转账的会议，左明远在场。” 杨博文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 “您确定左明远在场？” “确定。”陈母的声音没有任何犹豫，“那天开会的有五个人。周建国，左明远，我，还有两个财务部的人。左明远没有签字，但他点了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笔钱可以走，手续后面补。’” 手续后面补。 这几个字，在财务流程里，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但在法庭上，这句话意味着——授意。一个没有签字的人，用一句话推动了一笔巨额资金的流动。这句话如果被证实，左明远就不是“间接关联”，而是“直接参与”。 “您愿意在法庭上作证吗？”杨博文问。 陈母看着他，看了很久。 “杨律师，”她说，“我被关在这里三年了。三年里，我见过的律师有五个。前四个，听到左明远的名字之后，都劝我认罪。说我‘精神状况不稳定’，说‘打赢的概率太低’，说‘不如争取减刑’。”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杨博文听出了里面的重量。 “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认罪的。” 杨博文没有说话。 “你问我愿不愿意作证，”陈母说，“我愿意。我等这一天，等了三年了。”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她的眼泪大概已经在这三年里流干了。 “但我有一个条件。”她说。 “您说。” “如果这个案子打赢了，我要见我的女儿。”陈母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我要当面告诉她——妈妈没有疯。妈妈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杨博文看着她的眼睛。 “好。”他说，“我答应您。” 陈母点了点头，低下头，用枯瘦的手指擦了擦眼角。那动作很快，像是在掩饰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杨博文合上笔记本，站起来。 “陈阿姨，您保重。” “杨律师，”陈母叫住了他，“你认识左家的人，是吗？” 杨博文的脚步停了一下。 “认识。” “那你知道，你在做的这件事，有多危险吗？” 杨博文转过身，看着陈母。 “知道。” “你不怕？” 杨博文沉默了一秒。 “怕。”他说，“但我更怕——明知道真相在哪里，却不去拿。” 他走出了会见室。 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走廊很长，两边都是铁门，每一个铁门后面都关着一个等待审判的人。有些人有罪，有些人无罪，有些人介于两者之间。他的工作，就是找出那些无罪的，帮他们回家。
第80章 不后悔 杨博文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天还是阴的。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一样。他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手机震了。左奇函的消息。 左奇函：见完了吗？ 杨博文：见完了。 左奇函：怎么样？ 杨博文：她愿意作证。 对面沉默了几秒。 左奇函：好。 左奇函：我去接你。 杨博文看着“我去接你”四个字，忽然觉得那些厚重的云层也没有那么压抑了。他站在看守所门口的台阶上，等着左奇函的车来。 风从远处吹来，带着夏天特有的、闷热的、混杂着青草和尘土味道的气息。 他站在风里，没有动。 左奇函到的时候，远远地就看到了杨博文。 他站在看守所门口的台阶上，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衬衫的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露出一截锁骨。他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额前的碎发遮住了一边的眉毛。 他低着头在看手机，屏幕的蓝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勾勒得很清晰。 左奇函把车停在他面前，摇下车窗。 “上车。” 杨博文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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