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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论断让安德烈亚斯在家庭中耀武扬威了一阵子。对他的仗义执言，安德烈亚斯铭记在心。成为盖世太保以后，他对罗特希尔德的医院多有袒护。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家，上层领导直到底层劳工都一致认同：无法被剥削，无法参与社会竞争的人群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而他们的友谊使得一些残疾人与临终的病人得以逃脱党卫队的清洗。 安德烈亚斯在手术室外等了三个钟头才见到罗特希尔德。他邀请医生共进午餐，被对方拒绝了。两人在医生办公室里，数百本病历和医书的环绕下，用面包和罐头对付了一顿。安德烈亚斯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隐去了他俩之间的感情。即便如此，罗特希尔德依旧气得锤了桌子一拳：“看看你，你也算是个人吗？你这么对待朋友，我真想打你一个耳光。” 安德烈亚斯咳嗽一声：“弗里德里希，请你收下他，好吗？求求你。” 仁善的医生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安德烈亚斯向他许诺，如果未来医院缺少任何配给，不论是药品还是食物，他都可以通过关系解决。罗特希尔德对他开出的条件颇为不满，却不得不承认这段友谊给他带来了好处。他坚持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不愿以这种方式照顾我的病人。我的诉求是正当的，却要以不光彩的手段实现。” 安德烈亚斯安慰他说：“对整个时代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啦。既然我们加入了这个游戏，也只好遵守游戏规则。记得给我打电话，医生。” 直到八天后，谢尔盖才被释放。这时，罗特希尔德医生已经离开了柏林。他被委任为前线医生的教导员，为纳粹政府培训医疗兵。临走前，他将此事托付给了得力助手们。几个年轻医师得知了安德烈亚斯的官衔，对他唯命是从，找准机会便要同他攀攀关系，倒让他的安排显得多此一举了。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将身体当做施加痛苦的手段至少有千年的传统，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创造力远高于他们对抗疾病的时刻。无数的酷刑被写入法律和历史，理性地来讲，德意志第三帝国算不上其中翘楚，只能算继承又发扬了古今历代独裁者与酷吏的精神。在狱中，谢尔盖强迫自己将注意力从刑罚中抽离，集中在对疼痛的感知上。他回忆着教官对他说的：你已经决意为祖国和信仰献出生命，疼痛只是一种感受，最坏也不过通向死亡……如果你有愿意为之而死的信念，如果你不惧怕死亡，为什么要惧怕一种身体反应？ 来审问他的都是陌生面孔。在他第一次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以后，他被禁止入睡。四十八个小时以后，他们用皮带和手杖抽打他的肩胛和肋骨。这些密探似乎打算把药剂和疼痛的形式在他身上挨个尝试一遍。第二周，他们把水灌进他的喉咙时，他左手的两片指甲因为紧握而折断了。在那场问话中，他昏厥了过去。这简直是上天对他的赏赐。 好吧，他醒来以后在剧痛中讷讷地想，我信仰唯物主义，没有上帝，这是身体的保护机制。 周围的声音向他涌来，像风吹过湖面，但那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酒精的气味。他没有睁开眼睛，却被阳光透过眼皮的亮度刺痛了。原来唤醒他的是换药时的疼痛。那依然不是人类的感官所能承受的，在双氧水倾倒的汩汩声中，他疼得喊叫起来，但他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只能发出咔咔的气流声。 令他天旋地转的疼痛中，他抓住了一只手。对方有一刹那的惊讶，却没有挣开，反而紧紧握住他的手指。 这是谁？我被转移到了一所医院，谢尔盖想，我的嫌疑已经被洗脱了？ 换药如同酷刑的余震，他咬牙强挨了半个多钟头，满头大汗地昏睡过去。再一次醒来时，他的头脑恢复了清醒，耳鸣也停止了。他看清了周围的药柜和简易屏风，四肢轻飘飘的，像浮在水面上，当他想抬起它们时，它们又像铁铸的那样重。喉咙里像有一把火在烧，让他疼痛不已。 熟悉的声音正在门外响起，语气激烈，谢尔盖立刻把声音的来源认了出来。 安德烈亚斯正就他的病情逼问医生，态度蛮横无礼，要求他把医院里所有的盘尼西林都用在谢尔盖身上，不然就立刻将他“拉出去枪毙”。谢尔盖想喊他，嗓子痛得像吞下了铁丝球。他瘫软在病床上，眼睁睁地看安德烈亚斯揍了医生一拳，一手持枪，一手抓住白大衣，将那个可怜人拖拽到柜子前，命他用钥匙开门。很快，通过暴力而不光彩的手段，他得到了和金子一样贵的药品的使用大权。自然而然的，在罗特希尔德回来以后，安德烈亚斯为此挨了一顿臭骂。 原来我发烧了，谢尔盖想，或许是肺炎，或许是伤口感染。他闭上眼睛，心里缓缓地浮起一个念头，燕妮的电台应当转移成功了。 即便护士及时地给他注射了青霉素，他的低热仍在夜间转变为了凶险的高烧。在大约八点半的时候，他冷得如坠冰窖，连同床头的铁架都和他的四肢一起颤抖。 陪在一旁的安德烈亚斯注意到了他的情况：“你还好吗？” “我很冷，太冷了。”他喃喃地说着。“也很疼，全身都疼。” 安德烈亚斯瞪着他，放下书起身，像要冲去医生办公室叫人。谢尔盖对他白天的行为心有余悸，举手拽住他的衣摆。安德烈亚斯惊异地看着那只惨白的手，谢尔盖的手指便松开了，垂到床边。他站在原地想了想，脱掉外套，躺上病床，张开手臂抱住了谢尔盖。可是不论他如何安抚，谢尔盖依然在感染的驱使下抖个不停。他的脖子和额头滚烫，胃里直犯恶心，五感像冻肉似的粘作一团，叫他分不清什么哪些眼睛看见的，哪些是耳朵听见的，舌头和牙齿又该摆在什么位置。荒诞的幻觉环绕着他巡游，耳边忽远忽近地传来噪声，唯一清晰的是安德烈亚斯身上的那股叫人讨厌的香水味，竟像攀岩时的保险绳吊住了他，让他不至于与现实失去联系。 他在安德烈亚斯的臂弯里不知昏沉了多久，那股拧住他的寒意变成了闷热。他因为肌肉的疼痛而小声呻吟起来，迷迷糊糊中听见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你肯定很难受，你发烧了。” 这个差点害死他的罪魁祸首短暂地离开了几分钟，随后给他喂了一粒药片，大概是阿斯匹林之类的退热药。谢尔盖忍着反胃，一口气喝了半壶凉水，他的胃像个军用水囊似的晃荡起来。安德烈亚斯在他的额头盖了一块湿毛巾，让他斜靠着自己的肩膀。在本能的推动下，谢尔盖挣扎着抱住他，滚烫的脸颊贴紧他的皮肤。此时此刻，他没有余力追究安德烈亚斯的责任，他连恨的欲望都没有了。 谢尔盖在高热中挣扎了近两个小时，退烧药起了作用。安德烈亚斯让护士给他量了一次体温，高兴地抓住他的手摇晃。他左手指尖的绷带让这个魔鬼颤抖了一下，随后便放开了他。安德烈亚斯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伤痕，握住他完好的右手，坐回病床边的椅子上。 快离开吧，谢尔盖在心里想，我根本不想看见你。 然而安德烈亚斯松了一口气，弯下腰，把额头贴在那手背上：“饶恕我吧，凯里安。我发现我爱上你了。当时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第16章 一次坦白 艾尔娜·克林格曼是谢尔盖的管床护士。这姑娘工作勤奋，业务娴熟，最可贵的是她性格温和，待病人彬彬有礼，不像上了年纪的护士长，把所有人都当作待打磨的木头，时不时沉下脸敲敲打打。她那头棕色的卷发不像大多数德国女孩一样编成发辫，而像法国女人似的垂在脸颊。许多初来乍到的年轻医师都争相向她献殷勤。听见那些恭维话儿，她就靠在走廊里咯咯直笑，假装羞赧地梳理自己的头发。 她有战地医院的工作经历，确切地说，在波兰服务了一个月，罗特希尔德医生却因为她水平普通而拒绝了她晋升护士长的请求。自此，艾尔娜便对钻营者颇有微词。毕竟她出身高贵，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未婚夫，从学会拿汤勺开始，她就没有为吃穿用度发过愁。在她眼中，不论手段是否光彩，对金钱和权力孜孜以求都是可鄙的，那不符合她所热衷的“自然平淡”的精神生活。她也不喜欢冲突，总暗自抱怨罗特希尔德医生的固执，那些不务正业、同她调笑的医学生倒颇受她的欢迎。享受生活的乐趣是人的天职，她坚持这么认为，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医生懂得顺应时势，这座医院里的每个人都能拥有更多享乐的资源。 她经由风言风语得知了安德烈亚斯的履历。这位急功近利、生活不检点的少校便成了她第一讨厌的病人家属。有几次，她都想给这位贸然闯入、不知好歹的少校一点颜色瞧瞧，尽管这些念头在安德烈亚斯对她的上级医生掏出手枪以后就烟消云散了。这完全是野蛮人的行径！她愤愤不平，又为卧病在床的凯里安·福科尔上尉感到担忧：他看起来像个天使，却和魔鬼做了朋友。真不应该。 福科尔上尉的绿眼睛总让她想起春天沿河的绿茵，等他脸颊上营养不良的浮肿消退以后，她更爱偷偷望着他：上尉的鼻梁很高，眼窝深邃，艾尔娜会算命的亲戚说这类人拥有神秘莫测的内心。他颧骨的轮廓流畅，下颌为五官增添了坚毅的气概，唯独那双嘴唇十分孩子气，唇峰饱满，嘴角微微翘起，不像许多德国人薄薄地抿成一条线。他们之间的交谈也很愉快。福科尔上尉对文学和艺术都有独到的见解，而她则讲述了近期阅读的医学论文，门格勒医生所作的、不同种族下颌骨形态的人类学研究。福科尔上尉皱紧眉头，认真地聆听着。他是艾尔娜的第一位听众，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位男士认为女性也可以讲授医学知识呢。 “或许我将来也可以考大学，就考医学院。”她对凯里安透露，“不过当护士也很好。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她的病人善解人意地安慰道：“等到战争结束，每个人都会有机会上大学的。大多数女孩儿都喜欢家庭生活，你倒是个例外。你比普通人出色得多。” 他的夸奖和那些实习医生完全不同，他们顶多夸她年轻貌美、举止温柔，是豪门妻子的好人选。因此，艾尔娜喜欢在那间病房的门前徜徉。安德烈亚斯说出那番惊世骇俗的话时，她正端着铁盘经过门外。哪怕她自诩对党卫军队伍中鱼龙混杂的现状抱有充分的理解，安德烈亚斯行为还是让她感到震惊。她颤抖了一下，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在门前停下脚步，听到福科尔上尉说：“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艾尔娜心头一紧。警察会把他们送进集中营吗？如果只把讨厌的小里特贝格送去，那也不错，毕竟他总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可她不是一个对德国上流社会知之甚少的农妇，等她冷静下来，又失望地意识到一切不会如她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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