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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洗衣工与克劳迪娅发展出了短暂的友谊。在列车上的第一个夜晚，克劳迪娅救助了她怀抱里因为高烧而哭喊的孩子。这个聪明的共产党人掰断了车厢外面悬挂的冰凌，把它们裹在头巾里融化，再用那来之不易的净水润湿小婴儿的嘴唇。母亲看到孩子渐渐平静下来，感激得眼泪直流，但没过多久，她的脸上重新笼罩了一层阴云：“呀，我可怜的孩子，把你救活又有什么用呢？” 克劳迪娅有点儿生气：“您怎么能这么说呀？” 那位母亲绝望地抱紧孩子：“好心的姑娘，您不知道，我们都即将道地狱里去了！我的亲戚曾告诉我，一旦您被送到集中营，离开的方式就只有那几栋燃烧的烟囱了。” 克劳迪娅一面观察着火车的地板，一面对她说道：“您不能就此放弃希望呀！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拆掉这些木头。” 她认真工作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那地板的缝隙，仍在心里倔强地说道，我总能找到离开这笼子的路。她的老师曾批评她太过乐观主义，在斗争中容易犯冒进的错误，却也对她时刻都保持着活力与希望的态度表示赞赏。那位支持共产党人的教授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便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杀害了。在极度的疲劳中，留在她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突然发作，使她昏厥了过去，在幻觉中大喊大叫。那个母亲便尽力安抚她，让她枕在自己的膝盖上，不断向上帝祷告，生怕引起看守的注意。 第二天一早，灰色的雪照样飘落在铁轨上。克劳迪娅在精疲力尽的睡眠中听到了啄木鸟的声音。紧接着，有人告诉她火车停了，他们正经过一个补给站。此时正是一月中旬，德国北部最寒冷的时候，树林里遍布着鸟雀的饿殍，这里怎么还有鸟儿？她以为自己在虚弱中出现了幻觉。 军靴敲击地面的声响从车厢的一头传来，押送他们的中尉同一个卫兵走到他们中间。这两人经常在车厢之间巡游，寻找可供欺凌和侮辱的猎物。卫兵牵着一头毛发蓬松的牧羊犬。那狗被喂得膘肥体壮，吐出舌头呼呼地喘气。 那个犹太女人小声提醒她道，如果他们注意到你，你就使劲咳嗽，或许他们的长官会放过你。 果然，中尉拿出手杖，点了几张他心仪的面孔。克劳迪娅靠坐的位置离他俩稍远，但她还是被选中了。克劳迪娅暗自做了决定，与其被他侮辱，还不如找准机会将这个恶魔杀死，总归好让死亡变得有价值些。 在那个卫兵即将走到她身边时，她捂着嘴咳嗽起来，但对方并没有理睬她，蹲下来扶正了她的脸颊。就在这时，列车缓缓地开动了，他们两人都摇晃了一下。克劳迪娅能感到他粗糙的手套从两侧握住她的脖子，像从地上捡起一只被车碾死的麻雀。她具有日耳曼人特征的、过于年轻的娃娃脸让这个中年人迟疑了。克劳迪娅敏锐地抓住了他的犹豫，压低声音：“先生，我是德国人。行行好，难道您没有女儿？” 她说完又痛苦地咳嗽起来。卫兵一撒手，将她像根柴火似的丢在地上，大声说：“她快死了，你听听，她咳得简直像有传染病。” 中尉远远地说：“她还能不能站起来？” 卫兵再度蹲下来，用枪杆子粗鲁地捅了捅她的胳膊，叫道：“喂，长官让你站起来！”在无人注意时，他却压低声音，“快起来，否则他们会把你扔下火车去。” 克劳迪娅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在攀住铁窗的时候又爆发出一阵咳嗽。卫兵嫌弃地捂住口鼻，向后退了两步。中尉便叫道：“好了，不要这个。” 两人正物色下一个猎物时，克劳迪娅再一次听到了鸟鸣。这次她听得明白，那婉转的歌唱声近在耳畔似的，好像春天的一声惊雷。铁道的前方传来一阵轧轧声，列车缓缓地停住了。克劳迪娅望向窗外，他们正身处一段植被茂密的小山坳，两旁积雪的树林距离列车不过十几米地。在静谧的、银色的闪光中，枪声像一只铜号似的响起了。中尉与跟随他的卫兵丢下“战利品”，迅速地跑向车厢前端。克劳迪娅透过风雪，看到几个党卫军士兵手举步枪向树林中射击，但很快，他们陆续倒在了雪地里。好一个神枪手！她在心里由衷的感叹，不知道开枪的是哪一位同志呢，真想同他或者她认识一番。 第一节车厢的位置传来猛烈的爆炸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零零星星的枪声再度响起，没人注意到另一支小队正从林中跑向火车。游击队员从外面砸烂了铁锁，打开车厢的大门。 就这样，在火车中颠簸了三天两夜以后，克劳迪娅的双脚再一次踏上了坚实的、封冻的土地。游击队的同志为她治疗了身上的伤口，这是一支极其严谨的队伍，他们在丛林中藏着一架电台，正是这台仪器收到的无线电波救下了克劳迪娅与她的同志们。除此以外，在这次行动中，众人还缴获了不少配给物资，甚至还有两箱罐头。在克劳迪娅出现以前，游击队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弗里达比克劳迪娅年长不少，是一名出色的侦察兵。她身材瘦长，眼神凌厉，眼下有两道深深的刻痕，看起来沉稳而经验丰富。她是个出色的狙击手和格斗家，即使在冬天也穿着轻便，像在雪地上空巡游的猫头鹰。 弗里达对这个活泼的年轻姑娘十分照顾，很快，克劳迪娅适应了在游击队的生活，但她对秘密警察的仇恨与日俱增，仍希望回到城市中执行破坏活动。 “我对这些工作很熟悉！”她对弗里达强调，“我已经干掉好几个盖世太保啦。如果我回到城市里去，我一定能做不少事情。” 游击队众人商议了一番，同意了她的请求。毕竟克劳迪娅的腿伤没有完全康复，山区的工作对于她来说太过艰苦了。众人替她配备了口粮与手枪，将她送到最近处的小镇。在那里，她坐车回到了勃兰登堡，复仇的愿望攥紧了她。正当她乔装改扮，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处附近徘徊时，燕妮注意到了她，将她带回了旗队长的度假别墅。
第18章 屋檐下 冬季平缓地滑过湖面。谁都知道它最严酷的一面已经过去，现在，银蓝色的湖面上飘起了白雾，黑屋顶和银色的雾凇倒映其中，皱巴巴地铺满了令人晕眩的波纹。白雪还未消融，像一只圆号奏响着乐章收尾的旋律，使每一位心思活动的观众屏息凝神；他们早已不在音乐当中，不用过多久，轰然作响的掌声之后，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又要开始了。然而，在这个动荡的世纪，人们都不再忍受冬天带来的平静。这或许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浮躁。然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非动荡的季节，饥饿、战争、瘟疫、死亡在蓝色星球的每一个角落游荡。20世纪落得如此英名，或许只因欧洲大陆尚自诩世界的中心、文明的顶峰，诚然，轰然作响的工厂带来了骄傲的资本——在世界史书写的传统中，评价一个世纪是否动荡全仰赖这一片土地的情形。 在那座宁静美丽的小湖边，除了蒸腾的白雾，还酝酿着一些故事。丽娜在医院住了不少时日，药物给她留下了眩晕的后遗症。有时头顶的电灯亮得像一枚太阳，烤得她全身发痒，护士却说这天滴水成冰。在她能够下床走动之前，她的丈夫就因为工作需要回到了柏林。她尽量对此表现得毫不在乎。在上一个月，每当丈夫例行公事似的从她床头走过，用不耐烦的眼神扫视她，她便决定要同过去的生活做一次决裂。 丽娜病倒后，安尼卡在医院和别墅之间奔波，两个孩子时常沦落到无人看管的地步。旗队长自然不会亲自料理家务，他的副官和雇佣的仆人都留在柏林，大儿子罗尔夫便承担起了照顾妹妹的职责。罗尔夫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他年纪渐长，也有了几个同龄的朋友。可他们中没有一个认识锅碗瓢盆。即便如此，旗队长仍不愿意出钱在当地请几个帮手。他深知权势是一支羊毛刷，拥有它的人应当比画家更懂得如何模糊边界：当他的领章被换成橡树叶的时候，他的私事也就不再是私事了。 当地的大小公务员中，奥托进出旗队长的别墅最为频繁。这个年轻人对他的直接上司极其厌烦。安德烈亚斯甫一动身前往柏林，他立刻准备起了探望慰问的事宜。飞黄腾达的贵族令他嫌恶，同他一样出身贫寒而一事无成的庸人叫他厌烦，他愤世嫉俗，只尊重像旗队长那样，出身于普通家庭、却做出了一番事业的攀岩艺术家。 安德烈亚斯对度假别墅的搜查险些断送了他向上攀附的可能。奥托大为恼怒，认为他的上司故意将坏人面子的任务交给他，而让他的情人去医院“了解情况”，好讨旗队长的欢心。这事儿真叫人恶心！总有一天他俩会被送进集中营里的。他恼怒地想，转而又自怜起来：我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才能为国家献上我的忠诚，可我取得的报酬却远不及一个同性恋，这个世界多么的不公平啊！ 在他生长的家庭中，家务绝不该由男性从事，即便他的父亲只是普通工匠。他的姐姐嫁给了记者，姐夫同社会民主党过从甚密，更让他的家庭成为了耻辱。奥托一想起这些拽他后腿的累赘便沮丧不已。然而，一旦他进入了旗队长的别墅，他就把一切都忘了。擦洗花瓶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心中升起一种圣洁的力量，仿佛自己正在从事神坛前的洒扫。 然而，奥托的计划并不一帆风顺。他打算去探望丽娜，格哈德与瓦尔特与他同往，两人的官衔高过他，自然不可能让他有表现的机会。好在他是三人中唯一一个愿意长期过问旗队长的家庭卫生情况的人。旗队长赞赏他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他签发了不少名誉上的空头支票。而实际上，他唯一的收获是罗尔夫的友谊。他俩相差十岁，性格却相似。奥托总悄悄瞧不起罗尔夫的少爷脾气，但总体上来说，他们都自诩为德国真正的男子汉，在社会交往上也都不那么顺利。奥托在学校成绩拔尖，在课业上给了罗尔夫不少帮助，对于那些有关投弹的物理问题，寥寥几笔就能算出答案。罗尔夫非常感激他的陪伴。 多亏这位少年人的喜爱，奥托才获得了升迁的契机，但那毕竟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而现在，奥托奉承讨好的战略很快被迫终止了。从医院回到家中没多久，丽娜就对丈夫下了最后通牒，旗队长在电话里威胁无果，干脆让他们自行解决家务。这让奥托懊恼不已。他不得不回到办公室，照安德烈亚斯在电话里的吩咐，处理鸡毛蒜皮的琐事。 这一变故也出乎了燕妮的意料。她本计划到柏林探一探谢尔盖的消息：自从他与安德烈亚斯一同离开后，便像从世界上消失了似的，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了。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紧接着是第二周，燕妮的心也跟着悬起来。旗队长分裂的家庭让她忙得像只陀螺，丽娜十分依赖她，说什么也不准她请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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