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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七点钟，安德烈亚斯就出现在他的病房，像夏天在意大利洗海水浴的病人一样准时。他对工作绝口不提，却难掩焦躁。谢尔盖猜测他正为即将到来的“犹太人清除”发愁：不论是逃脱这在他眼中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还是通过电话指挥远在勃兰登堡州地图边缘办公的下属，都涉及到十分消耗精力的办公室政治。千年帝国在建立伊始便开始了其内部争斗，长远来看，这一台寄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战争机器，全然由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构成，即使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也根本无法维持有效率的运转。 “如果工作很忙，你不用每天都来。”谢尔盖对安德烈亚斯说，“你的脸色可不好看。” “这没什么，我很乐意见到你。” 谢尔盖皱皱眉头，他靠在床头继续读报纸。五分钟以后，安德烈亚斯把他的报纸抽走了，祈求说：“和我说说话吧。你看，我每天只能见你两个小时。我总不能只是在这儿坐着。” 事实上他们无话可说。在一些时刻，谈话就像摸一下鼻子、扶一扶眼镜之类的举动，它毫无意义，只是为了掩饰无聊和尴尬。 “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有很多……比如，比如聊聊你看的报纸。你对战局怎么看？” “明年春天，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最迟拖延到夏天。这是你上个月说的。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 “或许我错了，但它早晚会结束的。” “你说得好像前线的一切都同你无关一样。每天都有人在死去，你却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的人生、家庭怎么办？” “我尽量不去想他们，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把这些问题留给发放抚恤金的官员去考虑把。” “你当然无动于衷，但我曾经在前线战斗，一旦战况不乐观，最先死去的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他们丝毫没有战斗的经验。你以为那些传统的、荣誉式的军事训练会有用处？或许有，但只在学校的体育场上，如果我再回到……”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回前线去。” “哈，你总是说着为国效力，却什么也不肯牺牲。德国究竟有多少像你一样的人？你看，现在我回去又能做什么呢？我连担架都抬不起来，医疗队也不会要我的。” 安德烈亚斯不说话了。他靠近了一些，弯着腰，端详谢尔盖的面容。这个位置恰好，窗外的光线穿过那双绿眼睛，把它们照得宛如水晶。但安德烈亚斯忍不住再靠近一些，好像在他们之间有细小的金线，像星球之间的引力拉扯着他，三位女神想必就是用它编成了人的命运。安德烈亚斯忍不住想象着那头金发的触感，但他刚刚举起的手停住了。 “我想……”他艰难地开口，“我想摸摸你的头发。” 谢尔盖的头发很久没有修剪。他的发色很美，留长了几公分，那些发茬就变成了金灿灿的、鬈曲的弧线。谢尔盖上一次照镜子还是为了剃须，那一面小镜子只容得下他的嘴唇和下巴，他的头发长成了秋天的羊绒，而他一无所知。 谢尔盖神色古怪地点点头。而这个贪心的特务头子志不在此。安德烈亚斯的手掌掠过他的头顶，手指顺着鬓角下落，贴住他的脸颊。谢尔盖捉住他的手，刚预备让他走开，安德烈亚斯说道：“你太憔悴了。” 那双灰眼睛端详着他，从眉弓直到下巴，紧随其后，那些冰凉的手指摸了摸他眉毛和嘴角的伤痕。安德烈亚斯梦呓似的声音又响起了：“你的伤还疼吗？夜里还会失眠吗？” 谢尔盖几乎要为他笨拙的情感表达发笑了，可他没有发笑的依据。他的父母运转着相敬如宾的婚姻，这是他唯一的范本。如果一个人肯许诺为另一个人付出一切，为什么不肯为她做饭、洒扫庭院呢？他的大脑里充满了解释社会现象的知识，可他对爱情的确一无所知。 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僵硬地转动肩膀，推开安德烈亚斯的手臂：“你明知道问题的答案……对我表示关心能让你可怜的良心好受一些吗？” 他小心地把控着两个人的距离，如果他们终将以“情人”的身份继续在一起生活，那么他需要让安德烈亚斯在示好中得到些什么，但不能太多，就像医生把控吗啡的剂量，既不能让病人陷入幻觉，又不能让病人感到疼痛。可安德烈亚斯并没有因他的态度让步。 “你不肯说，那么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吗？” “你就是不肯罢休，对吗？如果我摇一下头，你就要在这儿坐一晚上，直勾勾地盯着我。你不如把你的实木办公桌搬到这儿来，把医院并入秘密警察部门。” “我很担心你。”安德烈亚斯有些焦躁，“前些天我都不敢睡觉。” “你像个被拿走了洋娃娃的小姑娘。毕竟我就是你的玩物不是吗？你想和我说话就和我说话，想和我上床就和我上床，当你厌倦了，什么都不想了，就把我像个垃圾一样丢开。”他躺回床上，伸开四肢，面无表情地看向天花板，“得了，你想对我做什么就做吧。反正我——” “别这样说。”安德烈亚斯的手指碰了碰他的嘴唇，又迟疑地收走了，“对不起。我不会再做傻事了。让我看看你的伤吧。我在征得你的同意，好吗？如果你不想和我说话，你就点点头。” 谢尔盖不胜其扰：“好吧。你看完了就还我清静。你比一群和狗打架的鹅更吵。” 二月初的柏林依旧寒冷，在漫长的谈判以后，安德烈亚斯解开了他病号服的扣子，让他不自主地战栗起来。谢尔盖在他打量自己的身体时尽力放空脑袋，思绪却往将来飘去了：如果他一直用这种古怪的柔情对待我，不再变回原来随心所欲的样子，我可怎么样和他上床！他为自己的胡思乱想羞耻不已。 安德烈亚斯伸手碰了碰他结痂的伤口，手指尖像春天的花粉似的，轻轻拂过他温热的皮肤，让他想要咆哮、抓痒、打喷嚏。他欲言又止了好一阵子，对方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只好开口问：“你到底想怎么样？” 安德烈亚斯一愣，用被子盖住他：“没什么，我从没想过这些伤口长好的样子，我也从没想过它们会长好。” “人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不是吗？” “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太高估我了，我很普通。天啊，你不仅自命不凡，甚至不能承认你的情人是个普通人。” 安德烈亚斯把手放下了：“好吧，你还在生气。” “我可没有答应原谅你。” “当然，当然。” 安德烈亚斯尝试让自己的语气放松，但神情和姿态都透露着深深的沮丧。谢尔盖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这让安德烈亚斯有点生气，举起手掐了掐他的脸颊。 “为了把你救出来，我可是花了很大的价钱。” “而你把我送去只用了一个电话。这就是你做的傻事，不动脑子，不计后果。告诉你吧，安德烈亚斯，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安德烈亚斯无言以对。他焦躁地摸出烟盒，把香烟塞进嘴唇之间，又想起谢尔盖那没有完全康复的肺。那支烟直到他离开也没有点着，卷烟纸被揉得皱巴巴的，掉了一地的碎屑。从那以后，谢尔盖的伙食当中出现了许多违反配给规定的食材。他旁敲侧击地询问艾尔娜，对方表示并不知情，有时干脆拒绝回答，这一切是谁的手笔便不言而喻了。除此以外，安德烈亚斯相当热衷于把军队配给的巧克力搬进病房，谢尔盖屡次强调自己躺在病床上，不适合吃这些甜腻的、高热量的食物，对方才悻悻地作罢。 依照安德烈亚斯的逻辑，他会想尽办法给“凯里安”补偿，以讨回他的欢心。像他一样自矜自傲的人不会询问恋人的需求，他们有一套围绕自身价值的赠礼体系：对安德烈亚斯来说，加官晋爵或者物质补偿。谢尔盖相当鄙夷他的行事逻辑，但这绝对会给他接下来的情报工作开个好头。现在他只需要在医院养精蓄锐，恢复体能，让自己能够适应接下来的斗争。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意料。到了第二天的换药时间，艾尔娜并没有准时出现。上午十点半，一个他从没见过的身影在门前徘徊了五六分钟，大步向他的床头走来。 “护士。”谢尔盖叫住了她，“我有些头晕，请您帮我端一杯糖水吧。” 病房的糖罐放在药橱的第三层，紧贴着碘伏和棉花，用于防止病人低血糖发作。但这位穿着护士服的来访者对此颇为迷茫。她佯装镇定地放下托盘，取走了谢尔盖床头的玻璃杯。尽管如此，放缓的脚步还是出卖了她。 她是什么人？她来这里做什么？他故作宽缓地笑了一下：“小姐，白糖在右边柜子的第三层。” “感谢您。”女孩回答道。“很快就好。” 这个声音听着耳熟极了。谢尔盖的头脑飞快运转，在那杯糖水递到他手中的时候，紧紧抓住了女孩的手腕，压低声音说：“克劳迪娅，是您！我们见过的。就算不记得我，您也应该记得卢卡斯……” 他没来得及说完，那女孩将他一把按倒，用一把小刀抵住他的咽喉：“我记得您。您怎么沦落到医院里了？有人对我说，半个月前，您还穿着盖世太保的狗皮呢。” 谢尔盖举起双手：“我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您，所以才给您出了难题。真是抱歉。” 克劳迪娅收起小刀，坐在床头笑了起来：“这没什么，您很警惕！燕妮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您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员。” 她比上次见面瘦了太多，苹果似的脸颊凹陷下去，要不是鼻梁上的几点雀斑和亚麻色的头发，谢尔盖几乎快认不出她来了。他坐起身说：“您和燕妮联系上了？您肯定受了许多折磨，那些该死的东西。” 他们对彼此都不熟悉，但是在强敌环绕下，有一个陪伴在身边的同志，的确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谢尔盖以为她已经遭到了不测，甚至还为她伤感过一阵子，但现在，一切都有了新的希望。在重逢的欣喜之中，克劳迪娅向他讲述了自己上一个月的经历：在卢卡斯把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以后，安德烈亚斯处决了策划行动的三个人，准备把其他人送去集中营。卢卡斯则被押往柏林，上了法庭，还在监狱中关押了一阵。他的家族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最终免除了他的死刑，但不久后卢卡斯还是被送上了东线。 在严酷的审讯后，克劳迪娅被送上了列车。车厢里装满了犹太人，还有几个刑事犯、同性恋，以及少数与他们一样加入德国共产党或者同情共产党人的民众。通过衣服上的标记，克劳迪娅可以识别每个人的身份。当一个国家以身份而不是行为来给人定罪时，法治便荡然无存了。 押送他们的军官是个好色之徒，在火车行驶的过程中，不断有年轻貌美的女囚被带走。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人的面孔。与她同在一间车厢的一位犹太洗衣工告诉她，那些女孩在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以后，会被毁尸灭迹。在火车靠站时，党卫军的管理员甚至让她们在车站旁给自己掘坟——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减员，这些人即使不死在列车上，也会因为集中营里不分昼夜的高强度劳动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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