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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走吧。”谢尔盖说，他的脸颊在发热，“不能再耽搁了，听说这个季节会有狼跑进村里来。” 塔莉亚也有些害怕。两个孩子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到了田埂上，视野变得开阔起来。星光勾勒着他们的头发，刚才在树林中的不安散去了。 “这儿可不会有狼了。”塔莉亚说，“看，我们其实生活在一幅画当中，多美呀。”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花费了太多力气，农民可意识不到这幅画有多美。如果我们能不用劳作得那么辛苦，依旧生活在这个安静的夜晚里，那该多好。” “广播里说，等建成了共产主义……” 谢尔盖忍不住炫耀自己的学识：“可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啦。我们要工业化、解放生产力，解放被剥削的世界人民。知道生产力吗，生产力就是——” “天哪，快闭嘴。这些话听起来像学校里的课程。太无趣啦。在这之外，在这之前，难道生活就不是充满美的了吗？在所有人都富足以前，难道就不能停下来、欣赏一下当前的一切吗？” “永远向前看，这才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呢。” “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回家挨揍。” 他俩哈哈大笑起来。十多岁是多么美好的年纪，丢了小猫让他们牵肠挂肚，世界的走向也让他们牵肠挂肚，成年人若能同时保持对生活的敏锐和对世界的关怀，那简直不可想象：青春才是人类心灵的鼎盛时期，成长则是一个遗失天赋的过程。同样，年轻的友谊也是最宝贵的。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完全不同，却仍然欣赏彼此，这也是年轻的礼赠。在他们即将踏入的另一个世界，有多少人为了一句话而反目成仇、刀剑相向！ 他们的友谊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学业难度提高以后，他们之间产生过一些嫉妒和争论。塔莉亚不喜欢学校的课程，她更愿意花时间在农场的动物们身上。谢尔盖常督促她认真完成学业，塔莉亚却不以为然。一次，谢尔盖又在那条小河边抓住塔莉亚，对她说道：“你可不能一直这样。你得把学校的任务好好完成。” “嘿，我不打算当工程师，我要学那些数理运算做什么呀。” “不，如果你不弄明白这些，将来……” 谢尔盖不知怎么解释知识的必要性。如果不做工程师，这些知识有什么价值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非完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这让他产生了一阵恐慌。但塔莉亚已经撇下他，哭着跑开了。 他们之间的争执没有持续很久。在冬天到来以前，谢尔盖终于决定要上门道歉。他的母亲为他准备了一篮子蛋糕。他十分忐忑，但塔莉亚已经在门前等待他了。 “真对不起，我太蠢了……”谢尔盖梗着脖子，“我不应该干涉你的生活。” 塔莉亚打断了他。 “我真傻，唉，我干什么要嫉妒你聪明的头脑呢？”她抱住谢尔盖的脖子，“我错啦！谢廖沙。让我们继续做朋友吧。” 两个孩子就这样握手言和了。 他们的关系十分紧密，两个家庭也因此建立了友谊。直到谢尔盖离开家到城里上大学，他们才分开了一阵子。短短四年，他的学识和善思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交流的鸿沟，爱没有因此断绝，但谢尔盖总能感到一种空缺。在他谈起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的见闻时，四周的沉默便像冰块从他的脊柱溜下去。他打个寒战，随后便闭口不言，也没有人会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唉，人总是不能同时要求爱和理解。他在心里劝慰自己。因此，当安德烈亚斯向他同时索要两者时，他只感受到不成熟的贪婪。过度苛刻的要求只会把一切都毁掉，他想，但在这里，他完全没有告知对方的义务。谢尔盖总觉得两人的生活像一出滑稽戏：他本来就是演员，安德烈亚斯却是在不知情当中参与，一想到大部分德国人都过着这样扭曲而遮掩的生活，他又笑不出来了。 安德烈亚斯接他出院时，谢尔盖的伤势已经基本恢复：咳嗽停止，骨折开始愈合，被挫断的指甲也重新生长了出来。生活的车轮再一次滚滚向前。安德烈亚斯竟然按照约定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让他得意又惶恐。我可以吻你吗？安德烈亚斯常询问他。这并非个例，在一切越界的举动之前，他都会提问。我可以在你身边坐一会儿吗，今晚我可以睡在你的房间里吗……谢尔盖痛苦地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他还像之前那样，不由分说地到我身边为所欲为，那都比回答这类问题要好得多。 不可以，他常常拒绝，对方会一声不响地走开。真正可怕的是点头应允的时刻，安德烈亚斯的脸上露出一点点压抑的、小心的欣悦，谢尔盖不知该怎么面对那种表情。 他们之间有关情欲的生活被抽走了，剩下了大量无法打发、沉默相对的空档。他们不得不交谈。春冬之交的雨嘈杂异常，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在夜里独自看书、写作、听音乐的兴趣，几次短暂的言辞交锋之后，一些共同的话题浮出了水面。此后，在工作和生活的间隙，那扇卧室的门变成了一道神奇的堤坝，阻断了来自世界的涟漪。在门外，他们扮演着无情而恭敬的角色，而门一关上，他们就享有了思想的自由。谢尔盖甚至在安德烈亚斯的书柜底下发现了几本早就应当被烧掉的书。 他不清楚德国人如何看待俄语文化，但在苏联，不少年轻人热爱着德国文学、哲学以及音乐，也许反过来也是一样。安德烈亚斯的藏书里有很多他熟悉的名录。他们的交谈逐渐不再局限于艺术，然而，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哲学观点上，他们能各抒己见，而一旦涉及政治话题，谢尔盖便照搬那一套纳粹德国的宣传论调，这让安德烈亚斯非常不满： “你对文学的见解很深刻，一旦涉及到现实中的话题，你却一点儿也不敢多说。” “我说了又有什么用处？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你不赞成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理论，不也在命令手下做同样的事？我不喜欢战争，难道战争就会因我停止？” “如果我们不赢得这场战争，所有人都会对我们以牙还牙。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他们只会毁灭我们，我们已经向所有支持犹太人的民族和国家宣战了，难道这样还有转圜的余地吗？除了赢得这场战争，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必须做历史的书写者，为了德意志民族，为了这个国家……” “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所作所为真的可以被胜利掩盖吗？” “只要我们赢下这场战争，所有不合理的事件，都只会被看做战争中的炮声。哪一个世纪没有战争？哪一场征服不伴随着流血和屠杀？多少伟大的人物在血泊中登上了自己的宝座，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唾弃，反而成为了民族的骄傲。或许，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同的……大多数人的命运都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这么说，你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咯？” “历史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复仇。如果我们不对别人犯罪，那么就是容许别人对我们犯罪。这个可悲的世界只容许强者为王，疯子才会在历史当中寻找正义。” “那么法律为什么存在？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维护正义吗？” “天啊，你什么时候能忘了你的正义感。一个小偷为了救人而偷药，如果单单从正义的角度出发，这件事就无法解决了。法律有法律自己的逻辑，它不会按照民众朴素的价值观运转，一部通过合理的程序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合乎理性的。像你说的，如果立法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还要那些法学博士做什么。我看到他们的逻辑学讲稿就头疼。” “难道我们不是现行法律打击的对象吗？如果法律有自身的逻辑，为什么喜欢男人或者女人会成为定罪的依据？这难道不是偏见，怎么算合乎理性的呢？” “——好吧，我承认你说得有道理。凯里安，如果你学习法律专业，一定能把格拉夫那个四处打洞的蠢蛋比下去，至少我们不会被送进集中营。总之，法律已经被制定了出来，我们无法更改，也只能执行它。更何况我也不那么在意法律的约束。哈，在法律以外，有太多其他的工具可供我使用了。” 为什么一个有思想的人也会变成纳粹？谢尔盖曾以为纳粹的拥护者常把自己的价值附加在集体之上，自我价值的缺乏让他们选择了独裁者，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反例就摆在他的面前。他把可贵的天赋用在了错误的地方，谢尔盖想，如果我们生在允许坦诚相对的时代，我一定要好好反驳他的观点。 他怀着这个念头入睡了。他疑惑的来由和他分享着同一张床垫，计算着他伤口拆线的时间。意外总是在一切都顺遂的时候发生。谢尔盖醒来的时候，昨夜两人泾渭分明的姿态被睡眠打乱了。安德烈亚斯脸颊贴着他的肩膀，金棕色的头发垂在睫毛和额头之间，呼吸喷洒在他的脖子上。 谢尔盖刚刚开始运转的大脑产生了一阵异常的冲动。他伸手穿进那细软的头发，一股平静又温和的感受冲刷着他。他低下头，心里再一次产生了带有恐惧的震颤，就像那个抚摸猫耳朵的下午。这一次，他的权力不止能决定小动物的生死，且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 我凭什么觉得我能左右他的命运？这种体悟让他脸色发白。是什么给了我权力，在何时？在何地？就因为他愿意尊重我、为我做出改变……该死，他为什么愿意为我做出改变呢？谢尔盖拉住那一点儿温柔的情愫，像拔出一颗土豆苗似的粗暴地对待它，可那根本无济于事。 我病了！谢尔盖心惊肉跳。资本主义腐朽的习气简直像传染病，难怪我们的国家要坚决地禁止它。世界总是充满诱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必然要先认识到诱惑的客观存在，才能更好地防范、杜绝。他在心里对自己怒吼。人多么容易受到环境的改变啊！一个人越是认为自己心如磐石，轻视外界的影响，便越容易被外界环境改变。我不过同他多说了几句话，内心就产生了动摇！ 可是，我真的喜欢男人吗？一旦他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又变成了绝对的否定。也许我只是太孤独了。不论是谁，在孤独中获得了一个长期的同伴，不论是敌是友，难免会对他产生感情。我不该把这种感情同爱情弄混了。可是真正的爱情应当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发生爱情以后谈婚论嫁，获得家庭的幸福。这显然不足以概括爱情的全部，甚至连她面纱的一角都没有揭开。 谢尔盖从不思考浪漫问题的大脑对他发出了警告：这对情报工作不会有任何帮助。他的手掌还贴着安德烈亚斯的头发，四周静得只能听见两支轻缓的呼吸，光线斜穿过窗帘的缝隙。他不敢再有任何动作。一阵绝望短暂地压倒了他，不论他如何作想、如何反应、如何不断的训诫自己，生命之中少有的平静仍不幸在这时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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