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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有关新计划的表格更让他愤怒：让他教学生出卖身体或感情、换取情报，这绝不可能！他们是国家情报官员，是共产主义的战士，斯拉夫人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爱冒险，政治理想才是他们的利剑，而不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如果能中止这一切，要是这次违命会给他带来一颗子弹，或者二十年、三十年的苦役，他也心甘情愿。 “哪里没有了规则，哪里就会变成罪恶滋生的地方。”他预感到了什么似的，在课堂上对后辈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秘密警察这一回事呢，我想，这种制度是规则的撤销，而非建立。我们不能教任何鼓励犯错、鼓励堕落的方法，这动摇了情报工作的根基……” 为此，他同卢比扬卡的上级大吵了一架。 “我们不应该提倡用这样的手段获取情报，尤其不能依赖这样的手段。”谢尔盖坚持说，“如果我们不把人当作人，不尊重我们的同志，那还怎么进行革命？我们不能堕落到像纳粹德国、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情报机构那样！反正我不做这事！” 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激动，等察觉自己发言的不妥之处时，为时已晚。在审判后，有不少人明里暗里地议论，猜测他与安德烈亚斯的关系，以及他与西方情报网的接触——有些是无意的调侃，有些则是政治攻击。在联谊会上，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私人生活，谢尔盖总挥挥手让他们走开。他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下文。可这一次，他惹上的麻烦比口角大得多。 同上级争吵以后，他被勒令休假，写思想报告。他从没有这样生气过。谢尔盖头一次感觉到背叛，那滋味比法西斯主义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担忧：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要世上还有那么一群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坏的、应当被消灭，它就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无法言说的问题——他对他的同志们显然抱有更高的期待。 谢尔盖感到胸闷、双手发麻，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转过走廊，他躲进卫生间，捂住嘴唇，屏住呼吸，晕眩和胃部的不适逐渐缓解了。几分钟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大街上，冷风灌进衬衫领子，他才发觉自己忘了戴围巾和帽子，但他说什么也不愿回去：一想到桌面上的那份检讨，他就想要呕吐。 封锁柏林的消息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冬天，柏林的居民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空投的物资过活，一旦政治封锁解除，他们会倒向哪里，人人都心知肚明。他想起那位检察官——他的儿子死在了柏林战役以后，因为营养不良和破伤风的并发症。他本可以不用死的：他的死不是枪炮炸药的后果，也不是为了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带有启示性的灾难，它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它包含了没有目的和收益的作恶，因此也定义了绝对的正义。为了那个愿景中的定义，一部分苏联人把短缺的物资分发给了柏林居民，宁可自己饿着肚子，还有一些没有受伤的小伙子帮助德国人重建房屋。可美国记者的镜头永远对准那些不守规矩的士兵。 很大一部分苏联年轻人都相信，如果他们那么做了，至少可以把耻辱的钉死在耻辱柱上。只要它永不复活，人类就不会再一次遭此浩劫。他们对于队伍中的叛徒毫不手软，军事法庭主持枪毙了许多抢劫犯、强奸犯，希望让所有人引以为戒。可当纳粹高官的别墅被整栋搬迁，变成某些人的私宅时，那种持续存在的、像雾气一般的担忧搅得正义之士不得安宁。 谢尔盖记得清清楚楚，当代表团的苏联人听说戈林在狱中的待遇，所有人都愤怒了。戈林正处在美国人的看管之下。他被允许携带一位贴身男仆，住在曾贴着墙纸的隔间，一日三餐吃着烧牛肉、麦片、牛奶、豌豆汤和餐酒。他过去的下属，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被美国人安排成了他的服务生，料理他的一日三餐。身陷囹圄的戈林仍不忘了羞辱他们：你们端来的这些东西远不及我喂狗的食物。有个愤怒的年轻人回敬道：看来您的狗吃得比在前线服役的我们好得多！在狱中，他随身携带着三枚戒指，上面镶嵌着他的收藏：祖母绿，红宝石和蓝钻。美国人甚至找了一位医生给他戒毒。这是在审判过程中英国人头一次和苏联人同仇敌忾：他们的国土也被德国空军轰炸过，伦敦为戈林的命令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 有人的血白流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胸膛里响起，他感到无比气闷。清算还未开始，他们为之流血，为之献上生命的绝对正义，已经被地缘政治的博弈游戏玷污了：英国人在战争结束前就打算和纳粹政府讲和，以抵御苏联西进。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不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柏林战役打破了西方人的幻想，于是他们改用了更长远的计划——这还不能让谢尔盖感到担忧。美国人对战犯颇有纵容，包庇了不少纳粹企业家、科学家，这也不能让他担忧。他坚信，那些在柏林分发物资的军官，都是和他一样的人。只要这一群人永远醒着，法西斯主义就没有那么容易回来，他们会构成一道防波堤。 可现在，他对一切都感到不确定了：在自己人身上，他看到了旧时代的影子。 下午四点，天完全黑了。就在他收拾桌面时，塔莉亚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你不能总不管不顾，把一切都搞砸了。听听你说了什么！你把自己的同志比作谁？你将来会有孩子，难道你要丢了工作，去坐牢、去改造，让他们挨饿吗？” 谢尔盖的脸全白了。她怎么会知道这一切？他站起身，低声说道：“我不会有孩子。” 塔莉亚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终愤怒地离开了。第二天傍晚，她又出现在了谢尔盖家里。 “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塔莉亚说道，“和我在一起。” 谢尔盖惊呆了。他立刻明白了塔莉亚的深意，她想要保护他。 “塔莉亚，我把你当做家人，我可以为你付出生命，但我……但我并不想跟你恋爱。” 塔莉亚说：“我把你当作哥哥，最好的朋友、战友，我们可以结婚呀。那只是一张纸！谢廖沙，这世上因为真正的爱情而结合的人们太少了。婚姻和爱情本身就没有关系。能够做彼此的家人，相互扶持，相互照顾，这还不够吗？我知道你不想……呃，用那种方式要孩子，我们可以领养战争孤儿，不是吗？” 谢尔盖心中产生了一种流泪的冲动，愧疚和感动同时把他冲垮了。他奋力止住眼泪：“不，不，我不能答应你。你难道不向往爱情吗？你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应该找一个深深爱着你、而你也深深爱着他的人，同他在一起生活，无论结婚与否，而不是草率地决定和我在一起。” “你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和你一起生活已经胜过许多其他人了。这是我仔细考虑之后的结果。谢廖沙，不要把生活想象得像爱情小说那样，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我俩在一起再合适不过了。” “对不起，但是，但是战争过去了，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都应当再考虑考虑……你看，我们总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像工头打量工厂机床上磨出来的两个零件，看着合适，就非要把它们拼到一起不可；我们拿尺子在自己身上量来量去，把优点和缺点堆在天平两头，像小贩一样称量、讲价，讨论交易是否公平。也许，我想，塔莉亚，爱情不是这样的，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需要陪伴罢了。人都很孤独，需要在一间房子里彼此等待，仅此而已。爱情？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就算有，也不是人人都幸运。你把一切想得太好了。” “不。”谢尔盖激动地反驳。他离开座椅，父母的目光望向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努力控制颤抖的声音，“不，不该是这样。你不能只是某个人的陪伴，我也不能。你不能……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也不能这样对待你自己。这不对，不公平，在道德上也不正确，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缺乏了。现在，让我们各自后退一步，别再考虑这件事了。” 他越说越激动，口吻生硬。塔利亚皱起眉头：“你竟然这样认为。好吧，那么你就去寻找你的爱情吧。但我不得不给你忠告，谢廖沙，你认为爱情不讲道理，只要凭心里的感受一股脑向前冲就行，这非常不理智！” 她没有留下来吃晚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因为这场朋友间的争吵，谢尔盖的父母提早离开了莫斯科。他们不愿再指责儿子，尽管两人心里都觉得谢尔盖这次做错了，太偏执了，但他看起来那样痛苦，双眼通红，仿佛一个词儿都能把他的精神彻底压垮。于是他们选择了回避——战争之后，人们总以这种方式珍惜彼此的关系。没过多久，塔莉亚也离开了她那间合住公寓。谢尔盖不再能常与她见面。因为她在战争中的贡献，她住进了德国战俘修建的大楼。那是莫斯科未来二十年中最豪华的建筑。
第61章 有待完成的一切 在1952年末尾，谢尔盖收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信封，在学校的走廊里沉默地阅读着——这些从东德来的信件、包裹都会被人拆开检查，因此不会有什么他期待的内容。但这天，一切都不同了。他把信折了两折，塞进口袋，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在夜里才迎来一阵颤栗。 这不是我要待的地方，这张床，这间公寓，吵吵嚷嚷的办公室。他感到一阵出走的悸动，就像他离家去往德国时一样。只是这次的战争是他一个人的。 这些年有人保护着他，从又高又远的位置，仿佛总有一道余光落在他的身上。谢尔盖心里清楚，也怀着感激，否则他早该在某一个山区或者矿场劳改了——尤其在他打出那样的比方之后。“燕妮”是个代号，谢尔盖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战友情谊，还是心怀愧疚？又或者，她也察觉了异常的苗头，想为未来保留一些希望？这些问题都只能永远停留在猜测当中了。战争结束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可敬的女侦查员。有人说她去了美国，有人说她无处不在，观察着卢比扬卡广场，总之没有定论。新招募的年轻人们有些畏惧她，把她当做传奇人物，谢尔盖是少数几个见过她面容的人之一。他在回忆她的时候微笑着，招来不少探寻地目光。战争结束七年以后，他忘了自己也已成为传奇故事的一部分。 在德国即将被铁幕彻底隔开的前夕，谢尔盖再一次收到了命令。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名不见经传的中学教了三年书。 “如果他乐意回父亲的企业掌权，一切都会变得很好办。我们有个经济代表团在德国，负责收购这些冶炼、机械、电子设备的企业。我们知道你和他的私人关系，你能说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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