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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沌的、闪回的图像中，他先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们的人还没有习惯这一点么？”那个名叫米勒的英国记者揶揄道，“在他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他们不害怕那个，却讨厌希特勒的行为？” 这是1945年六月，谢尔盖最早注意到他是在法院的茶水间里。这位记者言辞尖刻地评论着苏联女性对战争的贡献，旁若无人，管女兵们叫做“不知什么样的生物”。谢尔盖跟在检察官身边，他是一重安全保障，也是一台协助翻译器，苏联当局希望借助他对德国人的理解，取得辩论优势，在几个案件中获得想要的结果。这个夸夸其谈的英国佬与他的任务毫无关系。因此，他忍受了他一次，就不可能忍受第二次。 谢尔盖走到他面前，说道：“没有人在我们的国家进行种族灭绝。” 记者被这个英文熟练的苏联人吓了一跳：“……您认为在战争前期的大量伤亡，这种人道危机，与您的政府无关吗？甚至女人都上战场去了！她们不该在那儿……你们在一开始没能组织起有效抵抗，您告诉我，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们去了哪儿？” 别评价，那位检察官常提醒他，别引发外交事件——除了非常必要的时候。 “战争伤亡？”谢尔盖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人道危机？那么您告诉我，战争是哪儿来的呢？是谁入侵了谁的国家？那些您所谓人道危机中死去的人们，是被苏联人打死的还是被德国人打死的？” “您说得或许有道理。”米勒说，“但您无法否认，贵国军队的素养堪忧。” “每个国家都有违反军队纪律的行为，我们的军事法庭一直在审理类似的案件，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轮到我提问了，米勒先生，您能向我解释贵国轰炸德累斯顿的意图吗？我不反对轰炸，但贵国空军使用的燃烧弹，远远超过了使工业停摆所需要的吧？” 愤怒还在他的脑海燃烧，可他没能看到这场辩论的输赢，回忆又把他拉进了另一个空间。 在一切审判结束后，他乘车回家。在那块冰冷铁皮的覆盖下，他远远望着亲切的、银灰色的山峦，它们在故乡的天边静谧地蛰伏着，快要融入青灰的天空。他感到有一部分灵魂正被天空的磁场吸引，从肋骨正中飞向窗外，像一缕荡在风中的烟，被吹向即将消失的山峦。他的心脏被这一丝棉絮擦着了，闪烁了几下，在烟雾中缓缓燃烧起来。胸膛正中的温暖吸引着他，让他弯下腰，捂住自己的双眼。 想象可以连通任意两个世界。他把手心的黑暗看成柏林的小公寓，好像随时会有灯光点亮它似的。门边挂的相片、棕色的墙纸，再向里是正对梳妆台和书桌的双人床，米色的窗帘轻轻摇动，然后是衣柜——他们在离开时把那里搞得一片狼藉。就这样，他构想着一处废墟的原貌，让眼泪落进那熟悉的、宁静的、温柔的夜中。 “你去给他作证。”他想起某一位法律顾问的话，“我也在场，我旁听了审讯，也看到了那些档案。他当了好几年的秘密警察，他是一个完全该死的人，你明白吗？” “我明白。”谢尔盖说，“我只是在证明他到底做了一些好事。他有意悔改。” “我以为你被他迷惑了。可现在看来不对——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能用美貌、身体、人格魅力迷倒你的那种德国人。他只是，只是很不健康。也许你是同情他……真对不起，我以为……” 那句爱上他了没有出口，被谢尔盖打断了：“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 那法律顾问没再问什么，在1946年，许多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内务部成员都经历过类似的尴尬。他们必须用严厉的口吻保卫自己对祖国的忠诚，行动和事实似乎不再被重视了。谢尔盖没再对任何人提起过在德国的经历。三个月后，有位介绍人和姑娘登门拜访，他才忍不住又想起安德烈亚斯。如果他们还有再见的机会，安德烈亚斯看到这个场景会怎样做想？ 这个想法让他难受了整整一周——他只和那姑娘聊了十五分钟，从那以后，便一直如坐针毡。他没法忍受埋藏秘密的折磨，试图对母亲坦白：“妈妈，关于婚姻的问题，其实我……我在德国的时候……” 母亲放下手里的编织活计，拥抱了他：“哦，谢廖沙，我已经猜到了。你心里有一位德国姑娘是不是？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她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在德国的时候，她非常照顾我，在她身边，有一阵子我感到很开心，我想……” “谢廖沙，我就知道你会爱上这样的女孩子，你看我说什么，你的爱是小哲学家的爱。你更看重思想而不是别的。那么你现在——” 天呐，他爱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吗，他爱着一个男人、一个德国人，一个罪大恶极的盖世太保！谢尔盖放弃了，母亲的忧愁让他剖白的欲望烟消云散。他开始撒谎，开始戴上面具，而那是他最擅长的。他曾经无法骗过母亲，可现在，他宁可自己未曾掌握这些技艺。他希望这个谎言被揭穿、被追问，怀着巨大的绝望说出了它：“都过去了。是的，我应该让它过去了。我不能总是折磨自己——但是！妈妈，我还不能结婚。” 可是，母亲对他微笑着，宽缓地安慰道：“不急的，谢廖沙，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战争结束了，可人生它多么长啊！”
第60章 新世界 谢尔盖的婚姻事务并未因此告一段落。因为出色的相貌与和蔼的脾气，来给谢尔盖说媒的公务员们络绎不绝。他的上司——绝不是出版社的那一位，常给他介绍些家境不错、相貌柔美的姑娘。他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捏着烟卷，便开始对谢尔盖狂轰滥炸：“关于你的家庭和婚姻——” 那都是些善良坚强的女孩儿，看着她们，谢尔盖就想起塔莉亚。她们就像他的姐妹，但他不可能和她们在朋友以外发展长远的关系。他的心已经有了归属，不再向浪漫爱情的世界敞开了。有个大胆的女孩把他的忠贞理解为了羞怯。她挽着谢尔盖的胳膊散步，和他一道儿去食堂吃饭，聊到大家都走开了，她便乘着他饭后取大衣的机会，躲在门后亲了他一下。谢尔盖吓坏了。他捂住嘴唇，推开她，夺门而走。 我不该对她那么粗鲁。当天夜里，谢尔盖陷入了深深的懊悔。晚饭后，母亲安慰了他，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的父亲因为他多次离经叛道的决定拒绝同他说话。谢尔盖不知该如何处理家庭问题：他的双亲不太喜欢莫斯科的氛围，几户人家共用卫生间和厨房的公寓让他们觉得拘束——他们宁可住回乡下的棚子里去，同邻居念叨庄稼的长势，养几只猫狗，闲暇时到小溪边透透气。 “莫斯科的街道冷酷无情。”他的母亲评价道。“谢廖沙，只有你能够用知识打动她，这座城市。这是适合你的地方，而我们，我们已经老啦。你一个人住在大城市，不该一直这么孤零零的。” 谢尔盖无言以对。任何一个见识过爱情的人都难以把它和其他的感情混淆：它的真面目好像美杜莎的眼睛，只要同它对视，不幸就降临了——它疯狂而暴烈地一闪而过，发出汹涌的光亮，像闪光弹那样令人眼盲，让人甘愿一生都停在那瞬间做一尊石像。每当母亲同他谈起婚姻大事，提起他的好友，一个声音就在他心里响起，搅得他心神不宁：我能不能像安德烈亚斯对待我那样对待塔莉亚？ 在战争结束三年以后，谢尔盖才开始警醒，那个理想主义的玻璃房子坍塌了。他发觉大部分人给出的感情，与他曾得到的、无法回馈的爱相比，只是对陪伴的需求。人们愿意为此付出，有时收获回报，但付出终归不是奉献，它没办法同时盛满两只等待幸福的瓶子。 他感到自己被看作一只宠物，有时连宠物还不如。当他对要求说“不”，便难免迎来冷遇，哪怕只是长久的沉默——在这个国家最消极的抵抗。对方不愿探寻他拒绝的原因，就退缩了、消失了，留给他一堵高墙；有时他又被要求扮演关起门来的沙皇，她们在他身上寻找暴君的特质，管那叫“男子气概”，一旦他开口说话，朝向他的只有敬畏和顺从的眼神。 面对着那些陌生或熟悉的面孔，他常常忍不住想：你不想了解我吗？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笑、为什么落泪吗？让我们说说心里话吧，我不想当一个摆设、角儿、奴隶主。难道没有婚姻，没有爱情，人就没有别的需要？就不能为了别的说说话吗？一旦他摇头，对方便远远走开，不愿再和他相处一秒钟。难道组建家庭就意味着连友谊的机会都要全部失去吗？但回答他的只有沉默。 偶尔，他在梦里絮絮叨叨这些不该说的抱怨，于是安德烈亚斯的形象出现了。他替他说话，无礼又无情地嘲讽：这些人在拿什么廉价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互相交换，这也能叫做爱吗！无聊得像安眠药片！ 谢尔盖梦见了他，就记起了有关他的一切。这让他醒来后出了一身冷汗。一个人怎么会以这样鲜活的形象和声音活在他的身体里、脑海中？安德烈亚斯的心是不是分了一块给他？以致于他的身体里居住着两个灵魂。为此他悄悄地喜悦着，悲恸着，忐忑着，迷茫着，有时为此惊恐不安，有时又怅惘不已；但在夜晚以外的时间，大家依旧对他说：“你该找个人照顾你的生活呀。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咱们这儿有的是好姑娘……” “她们难道就是些安慰人的工具？”终于，他气愤地对介绍人、上司说，“我怎么能把人当作物品，当作摆件？她们有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变成我生活的点缀？这和沙皇的奴隶有什么区别？” 他本以为这会是他最后一次说出这些话。毕竟他的态度太粗暴了，那个吻的事传开后，大概也没有女孩儿再愿意爱上他。可是，当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它便会以不同的面目不断侵扰一个人的生活。 当那些文件第二次被送到他的桌上，谢尔盖已经无比烦躁：“我说了，我根本什么也没做。我就像对待正常朋友一样对待他。如果我能给你一个方程式，不管多复杂，我当然愿意，只要它存在！但我不能写出我没有的答案。再说一次，我不是有意引诱的他……他也没有引诱我，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谢尔盖从不认为那份名单是他“争取”来的情报，更不认为漂亮脸蛋是间谍工具箱里的一把螺丝刀。在一切结束后，他对上级这样报告：那是一个受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感召、弃暗投明的人，德国人在纳粹的压迫下也不好过。至于为什么不好过，谢尔盖不敢如实解释，只好撒谎。可等他从单位的格子间走回家，关上房门，答案就完全变了：也许从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把他的心当作一回事，以至于我对他照顾一些、温柔一些，试着理解他的痛苦，他就那么依恋我，为我深深地着迷，这甚至完全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他一想起安德烈亚斯，就无法在那张表格上写字，更没法把他们的相处当做一份引诱的教案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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