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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疆的日子和在鲁南有些相似，走村入户，填表写报告，和当地干部一起蹲在地头啃馕，偶尔还要帮着调解牧民之间的草场纠纷。新疆的风比沂蒙山更硬，沙砾打在脸上生疼，他晒黑了，也瘦了，但站立的姿势没有变，腰背笔直，像一根钉进戈壁滩的桩。晚上回到宿舍，他偶尔会站在门口望一眼西北的夜空。这里的星星比北京多，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天幕，银河从头顶横跨过去，亮得像一条碎钻铺成的河。他想起唐晖灿以前跟他说过，潮汕人信妈祖，出海之前要烧香祈福，回来之后也要还愿。他不知道在新疆的戈壁滩上看星星，算不算是一种祈福。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还的愿还能不能还上。
唐晖灿在北京待了五天。最后一天下午，他特意比航班提早了三小时出门，绕路去了赵恩原来住的小区。
这一次他没有站在门口，而是上了楼。
六楼的楼道很暗，声控灯坏了一盏，另一盏忽明忽灭地闪着，空气里有股潮湿的灰泥味。
他站在那扇门前，普通的防盗门，漆面有些剥落，门框上贴着一张去年居委会发的防火通知。他抬手想敲门，手指悬在门板前面，悬了片刻。然后他把手放下来，转身走了。下楼的时候每一级台阶都踩得很慢，像是在数这一路走过来的每一步，从鲁南到济南，从济南到深圳，从深圳到北京，每一步都在追，每一步都差一点。
去机场的路上他没有回头，出租车收音机里放着天气预报，说明天北京晴。他想起鲁南第一场雪，赵恩站在他旁边，说“鲁南十一月该冷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来。他只是觉得，来过了。
虽然那个人不在，但他来了。他去过赵恩住过的楼，敲过那扇可能已经住着别人的门，这些事没有任何意义，但他需要把它们做完。做完之后他才觉得自己跟北京之间的那一根线还没有断。
新疆的冬天来得比想象中更早。
十月底，塔克拉玛干的边缘就落了霜。
赵恩所在的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南到北不过两公里，街边种着白杨树，树干刷了半截白灰，叶子早在十月中旬就掉光了。他每天早上骑一辆从同事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去办公室，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成一团雾。夜里雪下得紧的时候，能听见白杨树枝被压断的声音，清脆而短暂，像一个人的手指关节被捏响。他躺在床上听着那些声音，偶尔会想起沂蒙山的雪，他爹蹲在堂屋门口抽旱烟，烟灰落在雪地上，烫出一个个焦黄的小洞。
元旦那天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老太太接得很快，说村里今年收成好，三叔家的儿子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村里的土地流转出去种蔬菜大棚，今年分红比去年多了三百。赵恩听着，偶尔应一句。说到最后老太太忽然沉默了。赵恩以为信号断了，把手机拿下来看了一眼，信号满格。他喂了一声，老太太在那边忽然说，“你三叔让我告诉你，手机里那个号码，他帮你存着。存在他那个旧手机里。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给你。”赵恩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他没有哭出声。沂蒙山的男人哭不出声。他只是挂了电话之后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去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把脸。
终于，又一个春天来了。
全国基层治理经验交流会在广州召开。赵恩作为新疆基层历练干部的代表出席。他在签到处领了材料，站在会场外面等开场，走廊里的阳光从玻璃幕墙倾泻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光洁的瓷砖地面上。
广州的春天又潮又闷，空气里弥漫着白玉兰和汽车尾气混在一起的甜腥味。他不习惯这种湿度，衬衫领口没到中午就潮了一层薄汗，但他还是把扣子系到了最上面那颗。他低着头翻手里的议程手册，翻到交流单位名单那一页的时候，手指忽然停住了。
深圳市委办公厅。参会代表：唐晖灿。
他盯着那三个字。
阳光从玻璃幕墙照进来，白纸上的黑字被照得发烫。他翻遍了前后几页想找深圳还有没有别的代表，心里跟自己说可能只是重名，可能唐晖灿换了项目没来，可能这名字印错了。他甚至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唐晖灿”三个字，又删了。但那个名字就安安静静地印在那里，和深圳的街道名挨在一起，像一道等了太久太久的回执。
他站在签到处旁边，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有人在握手寒暄，有人在交换名片，有人端着咖啡杯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他什么都听不见。
他只是低着头看着那三个字，曾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对着手机屏幕摩挲过的字。
第33章 重逢
唐晖灿站在走廊尽头。
他手里拿着同样的议程手册，比几年前瘦了一些，颧骨还是那么突出，下颌线削得棱角分明，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口卷了两道。他比赵恩上次见他时更瘦了，眼底有淡淡的乌青，像是长途飞行之后没有睡好，又像是这些年来从来没有真正睡好过。他正低头翻着手册，翻到某一页的时候手指也停住了，赵恩知道是同一页，因为他在同一瞬间看见唐晖灿的肩膀微微僵了一下。
然后唐晖灿抬起头。
两个人隔着一条走廊互相看着。
有人从他们中间走过，端着咖啡杯，说着笑着。会议提示音在头顶叮咚响了一声，催促入场。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人为什么忽然站在了原地。他们隔着两次错过，他在北京出差的时候赵恩飞去了新疆，他从北京飞回深圳的时候赵恩从南京飞去了深圳，隔着被掰断的SIM卡和变成空号的手机号码，隔着两座各自熬过的城市，隔着无数次想说但没能说出口的“你在哪”“你还好吗”“我还在”。隔着这所有的一切。对视。
唐晖灿先迈了一步。他不是一个会在公共场合失态的人，在鲁南那几年，无论被调查组问话还是被母亲的百家布砸在胸口，他都没有失过态。但现在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脚下一个踉跄，脚尖踢到了走廊上的消防栓标识牌，发出轻微的一声闷响。他继续往前走，第二步就走稳了，和从前一样不紧不慢。他走到赵恩面前，低头看了一眼赵恩胸口的名牌。上面的名字没变，但单位换了，从北京换成了新疆。从山东到北京是一千八百公里，从深圳到新疆是四千多公里。他们之间的距离从两千公里变成了四千公里，比分手时更远了一倍。
唐晖灿伸出手，他把赵恩的名牌翻过来，又翻回去。他翻名牌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名牌是不是真的，上面的每一个字是不是真的，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赵恩是不是真的。他翻完之后把手从名牌上移开，垂在身侧。赵恩看见他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又迅速松开。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唐晖灿的声音和他翻名牌的动作一样，不急不慢，每个字都落在它该落的地方。但他把“哪个城市”这四个字咬得有点重，像是已经独自把这些城市的名字在心里念了无数遍，从深圳念到北京，从北京念到济南，从济南念到鲁南，又念回深圳，念了整整两年。
赵恩看着他。他看见唐晖灿的鬓角多了一根白发，左侧太阳穴上方，藏在碎发中间，很短，但在阳光下银闪闪的。
他以前帮唐晖灿拔过白头发，在鲁南周转房的茶几旁边，唐晖灿坐在小板凳上低头看手机，赵恩站在他身后，把一根白发从黑发里挑出来，用力一拔，唐晖灿嘶了一声，回头瞪他，说你是不是公报私仇。赵恩说不是，我手笨。那根白发被他夹在笔记本里，后来笔记本不知道放哪儿了。现在他盯着那根新的白发，想说的话很多，你怎么又瘦了，你是不是又胃疼了，你还是不加沙茶酱吗，你是不是又一个人扛着什么都不说。但他只说了一句：“南京。然后新疆。现在还在新疆。”
唐晖灿点了点头，像是把这个信息在心里存档了，南京，新疆，还在。他把赵恩的名牌又翻了一次，这一次是翻回来，正面朝上，归位。然后他收回手，把双手都插在裤兜里，站姿和当年在鲁南档案室里靠在铁皮柜上时一模一样。
“你过得怎么样。”他问。
赵恩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停住了。然后他说：“还行。你呢。”
“也还行。”
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又同时沉默。会场里传来麦克风调试的嗡鸣声，有人站在台上说“请大家入座，会议马上开始”。唐晖灿没有动。他低下头，把手里那本议程手册翻了翻，翻到那张印着名单的页面，然后又合上。
“加个微信吧。方便联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像在陈述一个工作需求，方便联系，方便对接，方便以后有什么跨区域项目可以沟通协调。但赵恩知道不是。他们俩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需要用到私人微信。
赵恩伸手从唐晖灿手里拿过他那本议程手册，翻到空白页，把自己的新号码写了上去。字迹还是横平竖直。他把手册递还给唐晖灿，唐晖灿接过去，低头看了片刻那串数字，十一位，和旧号码完全不同，但旁边写的名字还是那两个字，一个字都没有变过。
“晚上有空吗。”唐晖灿问。赵恩说有。唐晖灿说一起吃个饭，粿条也行别的也行。他说“粿条”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
赵恩看着他，那种等了太久的人，终于确认自己不是在梦里时才会有的表情，克制、含蓄、像盐碱地里冒出的第一片新叶。“粿条。加沙茶酱。”
唐晖灿把手册夹在腋下，朝他点了点头，转身往会场方向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赵恩一眼。这一眼很短，短到旁边的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但赵恩注意到了，他在这一眼里看见了太多东西。
赵恩还站在原地，阳光从玻璃幕墙倾泻下来，把他整个人笼在里面。
午休时他们在会场附近的茶餐厅见了面。
唐晖灿从会场出来的时候，赵恩正在走廊尽头看手机，两个人隔着三三两两散会的人群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就默契地并排往外走。广州的春天闷热得像蒸笼，唐晖灿把衬衫袖口又往上卷了一道。
茶餐厅里人很多，他们找了张角落的小桌子，面对面坐下来。桌上铺着一张塑料菜单，印着肠粉、云吞面、叉烧饭和各式各样的粿条。唐晖灿拿起菜单，翻到粿条那一页，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然后递给赵恩。赵恩接过去，从最后一行看到第一行，然后叫来服务员。
“两碗粿条。一碗加沙茶酱，一碗不加。”
服务员问不加的那碗要不要别的酱。唐晖灿说不用，原汤就行。赵恩说你把沙茶酱放旁边，他自己加。唐晖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谢谢，只是把桌上的筷子从筷套里抽出来，摆在赵恩面前。赵恩把筷子摆正，把醋瓶往唐晖灿那边推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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