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粿条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汤底清亮，炸蒜蓉漂在油花上。唐晖灿低头吃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然后说：“这家粿条比红荔路那家差远了。”赵恩说粿条在潮汕是走街串巷的东西，跑到广州就变了味。唐晖灿笑了笑，说这话像是从我妈嘴里说出来的。赵恩没有笑，只是把沙茶酱往他碗边推了推。
他们聊了几句工作上的事，都是些无关痛痒的通报，深圳那边的项目进展如何，新疆的基层工作有哪些困难，有没有什么跨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唐晖灿说深圳今年在推一个社区治理创新试点，赵恩说新疆那边的网格化管理已经在做了，改天传点材料给你。唐晖灿说好，改了天的“天”字咬得很轻，像是知道这一天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来。赵恩没再追问。他知道唐晖灿说“改天”，不是推脱，是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太着急的事了。
吃完饭唐晖灿叫服务员买单。赵恩说我来，唐晖灿说下次你请。他说“下次”的时候语气和“改天”一模一样，不急，不重，但笃定。赵恩收回手，说了句好。
他们在茶餐厅门口站了一会儿，街上车水马龙，骑楼底下晾着各色衣服，一个卖凉茶的老太太推着小车从他们面前走过。唐晖灿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空荡荡的位置，那里曾经戴过一块旧手表。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把手放下来，插进裤兜里。
“下午的会几点结束。”赵恩问。
“四点。”
“哦哦。”
唐晖灿点了点头，朝会场方向扬了扬下巴。两个人并排往回走，穿过骑楼下的长廊，穿过卖牛杂和钵仔糕的小摊，穿过广州春天黏糊糊的风。谁都没有再说从前的事，谁也没有问对方这两年里过得好不好。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能在两年后在走廊里重新对视，本身就够了。到了会场门口，唐晖灿停下脚步，回过头看了赵恩一眼。
“你黑了。新疆太阳大，戴帽子。”
“你也没白。深圳台风停了没。”
“停了。今年刮了三次，每次都不大。”
赵恩点了点头，推开会场侧门。午后的阳光从高窗斜斜地照进来，在会议桌上画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带。窗外珠江正缓缓流过，江面上漂着几只运沙船，船尾划开灰绿色的水面，留下一道长长的白浪。他们各自走向自己的座位，名牌在桌上安安静静地立着，一个是新疆，一个是深圳，隔着几十个位子和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但总比之前隔着的空白，要近了一点。
第34章 彻夜畅谈
广州的暮春潮热得像蒸笼。
唐晖灿和赵恩并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并肩站在骑楼下，隔着一个礼貌的距离，看着街上车水马龙从面前淌过。
赵恩侧头看了一眼唐晖灿的侧脸，瘦了，颧骨下面凹进去一小块阴影，鬓角那根白头发在骑楼的阴影里不像阳光下那么刺眼，但他还是看见了。他有太多话想说，但他不知道该先说哪一句。是该问他这两年在深圳过得怎么样，胃病有没有再犯，加班还是不是那么拼命？还是该问他上次去北京出差，有没有去找过自己，如果去了，他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搬走了。如果没去，那又该从何说起呢？结果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插在裤兜里，拇指按着裤兜内侧那块空无一物的位置。
唐晖灿也没有说话。他在看街上一个卖钵仔糕的小推车。摊主是个赤脚穿拖鞋的阿婆，正用竹签把钵仔糕从小碗里挑出来，透明的糕体颤巍巍地抖了一下，裹着红豆，颜色很深，像凝结了的红糖水。他想起小时候汕头老家巷口也有一个卖钵仔糕的阿婆，每次他从学校回来，阿婆都会多给他一颗红豆。后来他离开汕头去了鲁南，再后来从鲁南去了深圳，再也没有吃过那种钵仔糕。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就是离开，离开汕头，离开鲁南，离开深圳去北京出差又离开北京，离开每一个有可能让赵恩找到他的地方。而现在，他站在广州的骑楼下，面前是一个本该两年前就见到的山东男人。他们终于站在了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道、同一片阴影里，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午的会开得很长。各地代表轮流上台发言，PPT翻了一页又一页，数据图表在投影幕布上闪闪发光。唐晖灿坐在深圳代表席上，笔记本摊开在面前，但一个字也没记。他一直在看斜前方，赵恩的后脑勺，短发理得很整齐，后颈上的那颗痣还在原来的位置。赵恩也在走神。他盯着台上发言的人，但余光一直在扫右后方。他能感觉到有一道目光落在他后背上，和多年前在鲁南档案室里一模一样，那时候唐晖灿靠在铁皮柜上，他蹲在地上翻台账，不用回头就知道那个潮汕人在看他。这种默契像旧毛衣上的一根线头，轻轻一拉就全活了。
散会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半，比议程表上的时间晚了半小时。赵恩站起来收拾东西，把笔记本和议程手册塞进公文包。他故意放慢了动作，把笔帽盖上又打开，把笔记本翻了两页又合上，直到看见唐晖灿从后排走下来，才把公文包拉链拉上。
“晚上想吃什么。”唐晖灿走到他旁边，把会议发的纪念水笔插进衬衫口袋里。
“你不回去？深圳代表团今晚没有聚餐？”
“有。我推了。”
赵恩看着他，说那我也不去了，我本来也要跟他们去吃饭。唐晖灿说那正好，省得找借口。两个人都没有戳破对方，其实都早早把今晚的聚餐推了，在午休的时候各自发了微信给各自的领队，用的借口都差不多：有个老朋友在广州，见一面。
他们从会场出来，沿着珠江边走了很长一段路。广州的傍晚没有凉快多少，江面上泛着灰蓝色的光，对岸的写字楼亮起了零星的灯火。一艘运沙船缓缓驶过，鸣了一声笛，声音沉沉的，在江面上拖了很久才散。
赵恩走在靠马路的一侧，唐晖灿走在靠江的一侧，两个人并排走着，没有说话，但步频是同步的，不快不慢。他们曾这样一起走过无数条路，从扶贫办到食堂，从周转房到烧烤摊，从县医院到汽车站。那时候他们是同事，后来是恋人，再后来是分手了两年连一条消息都发不出去的陌生人。现在他们是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太确定。
珠江边有一排老榕树，气根垂下来像一道道稀疏的珠帘。唐晖灿停在一棵榕树下，仰头看了看树冠。这棵榕树比深圳那棵小得多，但也是榕树。
“我来北京出差那天，去你原来住的那个小区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仰头看着树冠，没有看赵恩。
赵恩的脚步停了。他站在唐晖灿旁边，侧头看他。“什么时候。”
“上次。深圳派我去北京对接一个项目，三天。我第一天晚上就去了。五环外那个小区，灰扑扑的六层楼，单元门禁坏了。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六楼窗户是暗的，窗帘拉了一半。我本来想上去敲门，但没上去。我想你大概已经搬走了，万一没搬，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赵恩沉默了很久。珠江的潮水拍在堤岸上，发出持续的、低沉的哗哗声。然后他说：“你哪天到的北京。”
唐晖灿说了一个日期。那个日期从唐晖灿嘴里说出来，像一根针刺进赵恩的心脏。那天，正是他领了赴新疆基层历练通知、在宿舍里收拾行李的日子。他把从北京带去的东西一件件往行李箱里塞，拖鞋、剃须刀、几张没写完的表格、一件他从鲁南带过来的棉大衣。他记得自己站在那扇窗户前拍了张照，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这条街的日落了。他不知道那天晚上，唐晖灿就站在楼下，抬头看着同一扇窗户。
“那天我还在北京，”赵恩说，“第二天一早飞的乌鲁木齐。”
这次轮到唐晖灿沉默了。他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皮鞋，鞋面上沾了点珠江边溅上来的泥水，黑一块灰一块的。他开口时声音倒是没怎么变，只是比刚才更缓了一点：“那差不多是我落地北京的时候，你还没走。我要是提前一天，或者你晚走一天，”
“你就见到我了。”
“嗯。”
唐晖灿把这个“嗯”咽下去，抬起头看着江对面。那艘运沙船已经走远了，江面上只剩下一道渐渐扩散的水痕。
赵恩站在唐晖灿旁边，手插在裤兜里，拇指在裤兜内侧反复摩挲。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不像平时那么稳，有一点发干：“我在新疆待了一年。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跟老乡学做馕，夜里能听见白杨树被雪压断的声音。我听那些声音的时候想的是，你以前跟我说，你在深圳第一次一个人过除夕，给自己煮了包速冻饺子，吃的时候哭没哭我不知道，但你说你大姐把一碗汤圆放在你平时坐的位置上，替你吃了。我现在宿舍门口也有个空位置，没别人，就我自己知道。”他顿了一下，把目光从江面上收回来，看着唐晖灿，“我知道你去找过我。我后来听同事说了，有人打电话找过我，他没告诉你我的新号码。我以为你不会再找了。”
唐晖灿没有回答。他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手腕。那里原本戴过一块旧手表，后来他把表收起来了。他没有问赵恩“为什么不主动找我”，因为他自己也没有。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他们都活在一种被驯服了的恐惧里。赵恩怕大伯再扛着铁锹上山坡，怕那通电话真会让他爹的骨灰盒被刨出来，怕自己的每一次主动都会变成对那个老人的背叛。唐晖灿怕赵恩还在被家族绑着，怕自己的死缠烂打会让赵恩再次跪在某个地方哀求谁。他们都替对方怕了太多，怕到谁也不敢迈出第一步。于是两个人都站在原地，隔着两千公里、掰断的SIM卡、注销的微信账号，各自以为对方不想再联系了。
远处不知道谁在放一首老粤语歌，从一间骑楼二楼的窗户里飘出来，旋律被江风吹得断断续续。唐晖灿把衬衫袖口放下来，又卷上去，他紧张的时候就会做这个动作，和以前一模一样。
“我后来在深圳，有几次想过把旧手机号申请回来。去营业厅问过，说那个号已经被别人用了。我想也好，省得每次换手机看到那个号码，都忍不住想打。但我没打，我知道打不通。”他把放下来的袖口又卷回去，“你有难处，我知道。我不问你那些了，你也不用解释。反正我今天见到你了，你也没变，除了黑了，瘦了，还骑自行车摔过一跤。”
“你怎么知道。”
“你左手腕上贴了片创可贴，不是你那种贴法，太歪了。你以前摔伤都是我包的。”
赵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手腕，那片创可贴确实贴歪了，皱巴巴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他没有解释这伤是怎么来的，只是把袖子往下拽了拽遮住它，然后抬起头看着唐晖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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