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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来了。”他说。 晏阳抬起头，看着他。眼睛红红的，但没哭。他使劲忍着，嘴唇都咬白了。 “林芝哥，”他说，“你们瘦了。” 林芝笑了。 “你也瘦了。” 晏阳摇摇头。 “我没瘦，我胖了。王婶天天给我做好吃的。炖肉，炒鸡蛋，蒸饽饽。我吃了好多。” 三人笑着，往家走。 身后，马车吱呀吱呀地走了。赶车的老汉吆喝一声，马车拐了个弯，消失在夜色里。 月光照在他们身上，把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三人的影子在雪地上挨在一起，亲亲密密的，像一家人。 家，到了。 院门虚掩着，里面黑漆漆的。推开门，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雪，没人扫过。柴垛还在，鸡笼还在，水缸还在。一切都和他们走的时候一样。 推开门，屋里冷得像冰窖。灶膛里的火早灭了，炕冰凉冰凉的。林芝赶紧生火，晏城去挑水，李树生收拾屋子。晏阳跑来跑去帮忙，递柴火，拿东西。 火烧起来了，噼啪作响。炕慢慢热了，屋里暖了。 林芝坐在炕边，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这就是家。 不管走多远，不管经历什么，家就在这里。 等着他们回来。 雨下了三天。 雪化尽了，露出黑黝黝的土地。屋檐下的冰凌一天比一天短，滴滴答答的水声响个不停。院子里的泥地变得松软，踩上去就是一个深脚印。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腐叶混合的气味，湿漉漉的，带着春天的腥气。 林芝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融化的雪水汇成细流，顺着院墙根往外流。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可心里的那些事，不会像雪一样化掉。 从北京回来半个月了。那个姓秦的脸，那句“我就是那四个人里的一个”，那句“你动手吧”——时不时还会在他脑子里冒出来。那个人快死了，肺癌，晚期。可是郑长河只是被停职，他上面还有人。周永年还在查，那些事还没完。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最后看晏城的眼神，林芝忘不了。那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愧疚？他说不清。但那个眼神让他明白，有些债，背一辈子也还不清。 晏城从屋里出来，站在他旁边。 “想什么呢？” 林芝回过神。 “没什么。”他说，“地快能干了吧？” “快了。”晏城说，“再过几天。等雪水渗下去，就能犁地了。今年的雪大，地里墒情好，应该能有个好收成。” 两人站着，看着远处的田野。雪化后的土地黑黝黝的，等着犁铧翻开。几只乌鸦落在田埂上，嘎嘎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更远处，炊烟从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升起来，在晨光里飘散。 “晏城哥，”林芝忽然说，“那个姓秦的，你说他会怎么死？”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说，“怎么死都一样，反正是死。” 林芝点点头。 “你恨他吗？” 晏城想了想。 “恨过。”他说，“现在不恨了。恨没用。” 春耕开始了。 地里到处是忙碌的人影。犁地，施肥，播种。玉米，高粱，大豆，一垄一垄，整整齐齐。晏城天天在地里忙，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林芝也去，两人隔着几块田，远远能看见对方。有时候直起腰擦汗，目光越过田野碰上一下，又各自低头干活。 生产队的钟声每天准时响起，社员们扛着锄头下地，弯着腰干一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没人抱怨，都知道春天是种下去，秋天才能收上来。这是庄稼人的命。 木工组的活也多起来。春耕前要修一大批农具，犁、耙、锄头，堆了半院子。王铁柱带着孙大勇、周建军天天泡在仓库里，晏城收工后也去帮忙，常常干到深夜才回家。林芝有时候去给他送饭，就看见他蹲在那些农具中间，满手油污，借着昏黄的灯光一下一下地敲。锤子砸在铁上，叮叮当当，在夜里传得很远。 李树生现在算半个木匠了。他的手艺越来越好，王铁柱夸他是“天生的料”，他听了，咧嘴笑，露出那口不太齐整的牙。晚上回来，他还是跟着林芝认字，已经能认三百多个了。有时候还能歪歪扭扭地写几个句子，拿给林芝看，等着夸。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爹是好人。”一笔一划，写得特别认真。 日子就这么过着，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 三月初，公社里来了一封信。 那天林芝正在木工组画图纸，听见外面有人喊：“林知青，信！”是小周的声音。 他放下笔，推开门。小周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邮袋，脸冻得通红。 “给晏城的。”小周从邮袋里翻出一个信封，“省城来的。今天信特别多，我跑了半天。” 林芝接过，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只有“晏城收”三个字。邮戳是省城的，红色的，很醒目。他心里一紧，拿着信就往地里跑。 地里到处是人，犁地的，施肥的，忙得热火朝天。林芝绕过几块田，终于看见晏城。他正扶着一架犁，跟在牛后面，一步一步往前走。黑土在犁铧两边翻开，像黑色的浪花。牛走得很慢，犁得很深，一行一行，整整齐齐。 “晏城哥！”林芝喊。 晏城勒住牛，回过头。看见林芝手里的信，他的眼神变了一下。他吆喝一声，把牛拴在地头的树上，走过来。 “怎么了？” “信。”林芝把信递给他，“省城来的。” 晏城接过，在衣襟上擦了擦手，拆开。他的手很稳，但林芝看见，他的指尖在微微发抖。信封撕开的声音在田野里显得很轻，被风声盖住了。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晏城看完，递给林芝。 林芝接过，看见那熟悉的潦草字迹： “晏城：姓秦的上个月死了。肺癌，没拖过春天。他儿子秦晓东给我打的电话，说这是他爹临终前交代的，让我转告你。他爹说，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爹。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们的债。 我腿伤好了，还在查。郑长河背后的人有眉目了，是省里的。姓刘，省革委会副主任，当年那批人就是他派去的。749局的人他调不动，但能借。姓秦的只是执行者，他才是下命令的。这个人能量很大，郑长河就是他的人。 证据我拿到了。姓秦的死前留下了一份材料，把他知道的全写了。名单，时间，地点，谁下的命令，谁动的手，都写清楚了。他儿子给我的。姓秦的临死前说，这件事压了他七年，不说出来，死都闭不上眼。 等我腿再好些，给你们送去。这段日子你们小心，郑长河虽然停职了，但他的人还在盯着。周永年。” 林芝看完，手微微发抖。 姓秦的死了。 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那个说“你动手吧”的老人，那个欠了晏家七年的老人——死了。死在病床上，死在春天来临之前。 他抬起头，看着晏城。晏城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站在那里，握着那张信纸，风吹过来，信纸哗哗响。田野里的喧闹声好像一下子远了，只剩下风声。 “晏城哥……”林芝轻声喊。 晏城没说话。他把信折起来，揣进怀里，转身去解牛。他解得很慢，一下一下，然后扶起犁，吆喝一声，继续往前走。 林芝站在田埂上，看着他的背影。他走得稳稳的，犁得直直的，一下一下，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林芝知道，不一样。 那天晚上，晏城把信给李树生看了。 李树生认了半天字，才看明白。他看完，沉默了很久。屋里很静，只有煤油灯的光在桌上晃动。灯芯烧久了，噼啪响了一声。 “死了……”他说，声音沙哑，“就这么死了？” 晏城点点头。 李树生低下头。他的手攥着那个破包袱，攥得指节发白。那是他爹留给他的，他来的时候就带着，睡觉也放在枕头边。包袱皮已经磨破了，但他舍不得换。 “我爹……”他说，“我爹要是知道，他会怎么想？” 晏城看着他。 “他会说，”晏城慢慢开口，每个字都像从心里挖出来的，“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李树生抬起头，看着他。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晏城的眼睛很平静。那种平静，不是麻木，是经过大风大浪之后的那种平静。七年的恨，七年的追查，七年的煎熬，最后换来一句“他死了”。他没有高兴，也没有难过，就是空。 “周叔还在查。”他说，“这事没完。姓刘的还在。” 四月，周永年亲自来了。 那天下午，林芝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外面有人喊：“林知青！”他抬起头，就看见一个人站在院门口。 周永年。 他没拄拐杖了，走路还有点跛，但比上次强多了。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褂子，肩上背着个包袱，脸上带着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是如释重负，还是别的什么？他瘦了，颧骨更突出了，但眼睛很亮。 “周叔！”林芝放下斧头，迎上去。 周永年拍拍他的肩膀。 “晏城呢？” “在木工组。” “走，去找他。” 两人往木工组走。路上，林芝问：“周叔，您的腿好了？” “好了七八成。”周永年说，“走路还有点跛，不碍事。就是天冷的时候有点疼，大夫说正常，慢慢养。” “您从省城来？” “嗯。”周永年说，“先去了一趟北京，又去了一趟省城。跑了一个多月，总算把事办妥了。” 木工组里，晏城正在刨一块木板。刨子在他手里推着，刨花一卷一卷地落下来，堆了一地。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周永年，他放下刨子，走过来。 “周叔。” 周永年点点头。他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找个说话的地方。” 三人走到仓库后面，那里僻静，没人。墙根堆着一些旧木料，太阳晒不到，阴凉凉的。 周永年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晏城。 “查清了。”他说，“姓刘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当年那批人就是他派去的，姓秦的是执行者。这个人来头不小，在省里根基很深。郑长河就是他的人，专门负责盯着这事。” 晏城接过信封，没打开。他看着周永年。 “证据呢？” “都在里面。”周永年说，“姓秦的死前写了一份材料，把他知道的全写了。名单，时间，地点，谁下的命令，谁动的手，都写清楚了。他儿子给我的。另外还有几份证词，是当年那批人里另外两个写的，他们也承认了。” 晏城的手握紧了那个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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