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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对他的个人魅力不感兴趣,但他希望贿赂校长,让他宽宥自己缺席一些无聊的集体活动。他可以忍受严酷的训练,却无法接受来自任何他不在乎的人的命令和评价。因此,他时常在大会上睡觉或者冷笑,惹得不少家境清寒的年轻人怒目而视。 在安德烈亚斯跨进校长办公室以前,他对成年人的贪婪一无所知,用来交涉的辞令都是些拙劣的模仿。那些机巧使同龄人认定他是个人物,但放到成年人眼前只能引人发笑。那个男人用学校内部有限却多样的特权引诱他,把他放在办公桌上强迫他办完了事。他当时十五岁,几乎还是个孩子,这让他在一周之内没法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他想要的不只是金钱。安德烈亚斯迷茫地想,但他不愿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被批准偶尔不参加集会,但他再也没有缺席。在无理由的倔强之外,那种欲望被激发的奇异体验让他辗转难眠,直到他在同学之间听到了一些传闻:两个高年级男生被校监发现在树下约会,两人都不愿意诬陷对方,被学校极为严厉地处罚了。 他知道性是男孩间霸凌的手段,是校长受贿的途径,但这条传闻显然和权力无关。这很奇怪,但比起他身处的环境,男孩间的爱恋远算不上最奇怪的,以至于他常忽视自己身上这一点儿异常的特质。在两年以后,他向一位同级生表白,对方把此事当作奇闻炫耀,害得他差点被学校开除。他惊魂未定,用皮带把那个四处宣扬的同学狠狠揍了一顿,作为报复也作为切割。他胆大包天的行为被理解为了叛逆,没过多久,罪名又升级为忤逆社会道德。然而,直到父亲开始残酷地矫正他的取向,试图让他对女人产生正常的反应,他才明白同性恋是比杀人更重的罪过。 安德烈亚斯用了几年适应自己的身份。在法律的威胁之下,他飞快地学会了掩盖和矫饰。他换过几任情人,全是露水情缘,他们大多受不了他对粗暴行为的诡异嗜好,要不就对他的工作心怀芥蒂。这些地下的风流韵事也让他两手沾血:一位上司知悉了他的取向,处处暗示自己掌握了他的把柄,被他动用家族关系,送去当了行刑队的靶子。 凯里安,这个英俊的军官和他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安德烈亚斯起初想撕下他无欲无求的伪装,抓住他的把柄,毁灭他的尊严,让他跪倒在自己的靴子前求饶,再把他送去审查或者枪毙。但这个人总也不肯顺着他的意思,对一切引诱不为所动,高傲、倔强、桀骜,好像他在照一面命中注定的镜子。哪怕谢尔盖有意教训他,这也比他过去的体验好得多。至少这不是一场有关尊严和地位的交易,他没有从中赢得什么,也就谈不上拿什么出来交换。 他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冷酷无情,安德烈亚斯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让他留在我的身边? 这一晚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沉,谢尔盖却辗转难眠。他心里烧着背叛自己的暗火,让他屡屡盯着安德烈亚斯沉静的脸发呆,不断规划再否决残忍的提案:这个纳粹法西斯睡得这样死,凭他在内务部学过的格斗技巧,至少有二十种方法让这个罪人刹那间偿还自己的罪过。 算了算了,你又不可能真的爱上他。光动个念头就让谢尔盖浑身恶寒。他一向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恋爱方面也是一样。他是一条法西斯的走狗,身上还有资本主义堕落的习性,谢尔盖在心里鼓励自己,你只是利用他的恶习,不要因为肉体的关联为难自己呀。 “你没有睡好。”安德烈亚斯醒来后定论道。 谢尔盖几乎没有睡着,他疲劳地抱怨:“你倒是睡得很好!” “别这样。这也不是什么难堪的事,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异常的人。有许多人,包括那些拿婚姻当幌子的人,男人或女人,上司或下属,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相比之下,喜欢男人,或者和男人做爱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结婚?”谢尔盖问,“为帝国繁衍后代,这是你应当要尽的职责。” 安德烈亚斯放开了他的胳膊,不屑地说:“这么说吧,我本人为国尽忠,多次负伤。把其他的义务推卸给别人去完成,完全无可非议——你呢?你为什么没有结婚?你这么英俊,性格也不错,没有考虑过和你那位女友结婚吗?我想她一定会答应的。” 谢尔盖装作忧郁地答道:“战争把我们彻底分开了。” “柏林还有很多好姑娘。还是说,你准备为了爱情献身?非她不娶?” “我没有想过。我在前线为国效力,生死在刹那之间,暂时不考虑结婚。” 安德烈亚斯的脸上闪过毫不掩饰的喜悦。他面对镜子,迅速穿好衬衫,摆弄着袖扣,想起什么似的嘲讽起来:“实话说,我对女人实在没什么兴趣。德意志的好妻子、好母亲,除了料理家务,给丈夫疏解欲望、传宗接代,她们还有什么用处?不论你说什么,她们只会低眉顺眼地应承。我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身边哪里需要这样的人?” 谢尔盖又一次想起了塔莉亚——红军的女战士比男人还要坚强。她们有自己的思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她们为全人类的欢乐、幸福和希望奋斗着,并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豪。而纳粹德国把女性变成了奴隶,变成了生育机器,这怎么能责怪她们呢,她们完全没有力量选择自己的生活。这里遍地都是压迫者与被压迫的人。 “安德烈亚斯,”谢尔盖走到他身边说,“其实你人还不错,你不想让别的姑娘不幸福。” “或许吧。”安德烈亚斯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外套上的褶皱抚平,接着说,“你的右手骨折过,你的战伤奖章是这么来的吗?” “不是——该死,你发什么疯?你要在这个时候审查我?” 谢尔盖厌烦地骂了一句脏话,朝他挥了一拳。安德烈亚斯躲开了,靠着窗台大笑。在来到这里之前,谢尔盖早已依据那个被他干掉的上尉的信息,编造了有关“凯里安”的一切,身高体重,家住何方,乃至饮食习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艺术等等。他牢牢地记着:这枚战伤奖章是用大腿里的三枚弹片换来的,他为此伪造了伤口。 安德烈亚斯解释说:“只是一点儿职业习惯。就像你不喜欢我的怀疑,我也不喜欢别人揣测我的想法。” 谢尔盖瞪着他:“看来我说得不错!” 安德烈亚斯没和他争辩几句,客厅的电话就响了。谢尔盖目送他下了楼梯,听见他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就在昨天夜里,去往集中营的火车被地下组织袭击,跑走了二十三个要犯,其中就有安德烈亚斯抓到的几个德共党员,管理那一节火车的党卫军全被吊死在了树上。安德烈亚斯勃然大怒,在电话里声称要把押运员绞碎了灌进香肠里。挂断电话后,谢尔盖听见他用力摆弄橱柜椅子,拿一切能接触到的家具出气。 好样的燕妮,这是怎么做成的呀!这个消息让谢尔盖兴奋不已,他到盥洗室洗了把脸,对着镜子傻笑了一阵子。直到安德烈亚斯站在楼梯口朝上面吼叫,他才缓缓的踱下楼梯。 早餐的氛围尴尬万分。安德烈亚斯看了他好几次,终于把刀叉丢在盘子里:“你怎么欲言又止的,你要和我说什么?” “你……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谢尔盖如鲠在喉地问,“我是说,我昨晚有没有伤到你?” 安德烈亚斯朝他翻了个白眼,低下头专心拨弄着盘子里的芦笋,把它们彻底挑出去,再把萝卜蘑菇切成骰子似的小块。他沉默了好一阵子,谢尔盖还瞪着他,用那种顽固的、询问的眼神,这让他忍不住从喉咙里挤出一声笑:“有没有人说过你傻里傻气的。” 谢尔盖皱皱眉头,转过脸不看他了。 这天晚上安德烈亚斯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深夜,在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中,他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公寓门前。他出门从不记得带伞,以前有卢卡斯提醒,才不至于让他总被淋湿。他冷得发抖,被风吹得头晕,坐在壁炉边看了一份报纸,等身上的寒意被驱散才上楼更衣。 墙角壁龛里的钟指向凌晨一点半,谢尔盖早已睡下,在床上留给他半边空档。雨声让整个小镇变成了沸腾的铁壶,谢尔盖却睡得很安稳。安德烈亚斯换下衣服,喝掉一整杯啤酒,靠窗站了一会儿,走到谢尔盖身边躺下了。 没等他展开毯子,这张床上的另一个人惊醒了。谢尔盖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喃喃说道:“老天,你冷得像一根路灯杆子。” “谁在半夜出门都是一样,外面在下雨。” 被吵醒的人不高兴地问:“你为什么不回自己那边去?” 安德烈亚斯的心跳刹那间变得忽高忽低,一股不知哪里来的冲动像橡皮泥挤住他的喉咙,逼他朝身边人温暖的胳膊贴近:“……你没有关门。” “你非跟什么人睡在一起不可吗?” 安德烈亚斯有点儿生气:“这是我的公寓,这几间卧室都是我的,我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难道你要把我赶走?” 谢尔盖干脆背过身去不理他。安德烈亚斯抱紧他的肩膀,轻轻地叫他的名字:“凯里安,凯里安……” 前天夜里他可以借着黑暗的掩护,凭愤怒征服安德烈亚斯,但现在不行。他确信自己不喜欢男人,更不会对法西斯分子有好感。一切违背道德的、荒谬绝伦的情景在短短一周内积压在他的肩头。好在把安德烈亚斯想象成一个女人并不难,即便没有扑粉,他的头发上也有浓郁的香水味。谢尔盖叹口气,不情不愿地翻了个身,闭上眼。安德烈亚斯用脸颊贴着他的手背,那片皮肤像雨里的帆布一样冷。 我怎么能同一个血海深仇的敌人这样亲近。他为那愤怒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无法控制的情绪像橘子从兜里滚落。他不得不找一个恰当的借口,把安德烈亚斯推开了一点儿:“你太让我为难了。我其实,我不是——” 安德烈亚斯粗暴地拉过他的胳膊,把额头埋进他的胸口:“闭嘴。” 无数女性的形象在谢尔盖眼前闪过,他想象着贴近的肉体来自于她们中的某一位,防止自己做出太过反感的动作。他没有很多同女性亲密的经历,顶多是拥抱和亲吻。甚至,在他三十多年的生命当中,他都没有进入过一段恰如其分的恋爱关系。所有人都教他以肉体的欲望来区分爱情和友谊,但他只感受过和人在心理上亲近的需求,至于肉体的欲望,那对他来说只是课本上的名词。爱情的对象应该是女人,宗教这么教导,他所在的国家也这么教导——他知道在列宁时期爱上同性是无罪的,但很快这条政策就被修改了。在矛盾当中,他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塔莉亚和燕妮,她们消瘦的脸颊和眼睛里的光彩,让他感到安慰,又感到亵渎。塔莉亚对他的吸引不在肉体,它来自更深远的地方,像风筝的丝线牵萦着他痛苦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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