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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喊了一声爸爸。父亲回过头，把她抱起来，说，静静乖，睡吧。 她趴在父亲肩上，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那是她记忆中父亲抱她的最后一次。 --- 四岁那年，他们搬进了新工房。 房子在杨浦，十八平米，有个小小的阳台。母亲很高兴，说终于有自己的家了。父亲还是话不多，每天骑四十分钟自行车去上班，下班回来吃过晚饭，看一会儿电视，睡觉。 林静六岁那年夏天，去南通老家过暑假。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爷爷奶奶。奶奶瘦瘦小小的，头发全白了，说话她听不懂。爷爷抽烟抽得凶，咳嗽起来像要把肺咳出来。 他们在乡下有一间老屋，屋后有一片菜地，种着黄瓜、西红柿、豆角。爷爷每天早起去地里浇水，林静跟在后面，踩着他的脚印走。 爷爷教她认菜。这是黄瓜，这是西红柿，这是豆角，这是韭菜。她蹲下来看黄瓜，顶花带刺，毛茸茸的。爷爷摘了一根，用井水冲冲，塞给她。 她咬了一口，脆的，甜的。 那是她吃过最好吃的黄瓜。 回上海那天，爷爷送他们到村口。大巴开出去很远，她回头看，爷爷还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那年秋天，爷爷病重。父亲请了一周假，回南通伺候。走的时候说，过几天就回来。 过了半个月才回来。瘦了一圈，眼睛下面青黑。母亲问他怎么样，他说，走了。 林静不知道走了是什么意思。她问奶奶呢，父亲说，奶奶还在。 她问，那爷爷呢。 父亲没回答。 后来她知道了。走了就是死了。爷爷不会再站在村口送她了。 --- 八岁那年，父母开始吵架。 吵什么她听不太懂，好像是钱的事，好像是老家的事，好像什么都吵。父亲话少，吵不过母亲，就闷着头抽烟。母亲嗓门大，越说越气，最后摔东西。搪瓷杯，玻璃瓶，不锈钢盆，有什么摔什么。 摔完了，母亲进里屋哭，父亲出门抽烟。 林静躲在被窝里，捂紧耳朵。 她学会了假装睡着。 有一次他们吵完，母亲红着眼眶出来，看见她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愣了一下，什么都没说，进了厨房。 那天晚饭，母亲做了她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一块一块夹进她碗里，堆成小山。 她说，妈，太多了。 母亲说，多吃点，长身体。 她看着母亲的眼睛，那双眼睛红红的，但什么也没说。 她也没问。 她从小就知道，有些事不能问。 --- 十三岁那年，父母离婚。 那天是星期六，她不用上学，在家里看电视。父亲从外面回来，母亲也跟进来。他们站在门口说话，声音很低，她听不清。 然后父亲走进来，站在她面前。 “静静，”他说，“爸爸回南通了。你好好听妈妈的话。” 她抬起头，看着他。 他瘦了，眼窝深陷，嘴角有两条深深的纹路。他的手垂在身侧，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机油黑印。 “什么时候回来？”她问。 父亲没回答。 他伸手摸了摸她的头。那只手很粗糙，像砂纸。 然后他转身走了。 林静追到门口。弄堂口停着一辆灰色面包车，他把几件行李搬上车，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站在楼梯口，手里攥着没送出去的生日贺卡。下个月她生日，她本来想等那天再给他。 父亲没有走过来。 他上车，关上门。面包车的尾灯亮了一下，拐出弄堂口，消失在梧桐树影里。 她站了很久。 母亲在屋里叫她，她没应。 那天晚上她没吃饭。母亲也没问。 --- 父亲走后，母亲变了。 不是一下子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话越来越少，笑也越来越少。有时候下班回来，坐在那里发呆，一坐就是一晚上。 林静学会了做饭。最简单的，煮面，炒鸡蛋，西红柿蛋汤。母亲吃完了说，还行。 她不知道还行是什么意思。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她没问。 初三那年，母亲开始相亲。每个周末出去，回来脸色不一样。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更差。有一次回来哭了，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林静站在门口，听见里面压抑的哭声，一下一下，像闷锤砸在棉花上。 她没有敲门。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高二那年，母亲说要结婚。对象是个日本人，在上海做生意，离婚的，有个儿子在日本。 “我们去日本。”母亲说。 林静问：“我也去吗？” 母亲看着她，没有立刻回答。 那目光她永远记得。不是不舍，不是为难，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像看一个陌生人，又像看一件旧家具。 “你还要高考。”母亲说。 林静懂了。 母亲走那天，她请了假，在家里等。 母亲收拾行李，把旗袍一件件叠进樟木箱。那只箱子是外婆留给她的，箱角包着铜皮，锁扣是黄铜的，开合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林静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袋橘子。她一早去买的，母亲爱吃橘子，她想让她路上带着。 母亲收拾完了，拉起箱子，走到门口。 她看了一眼林静，又看了一眼她手里的橘子。 “你自己吃。”她说。 然后她拉开门，走出去。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像一个人终于喘出憋了很久的那口气。 林静站在原地，攥着那袋橘子。 她没有追出去。 她后来想，为什么没有追呢。也许是因为她知道，追了也没用。也许是因为她早就在等这一天，等母亲终于把话说出口。 她恨父亲，连带着也恨她。 她不用再假装不知道了。 那袋橘子她吃了三天。最后一个烂了，她扔进垃圾桶。 --- 大学四年，林静很少回家。 其实也没有家可回了。房子退了，母亲的户口迁走了，她在这个城市唯一的落脚点，是学校宿舍。 寒假暑假，她去便利店打工，去超市做促销，去快餐店端盘子。不是缺钱，是不想闲着。闲着就会想。 想什么？想母亲有没有到日本，想父亲在南通过得好不好，想自己以后怎么办。 她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她一个都不知道。 大二那年，收到母亲一封信。日本寄来的，航空信笺，字迹端正。信很短，说到了，安顿下来了，让她好好读书。 她看了三遍。 然后她找了一个信封，写上新地址，寄了一封回信。也写得很短：收到了，知道了，你保重。 之后每年过年，她会收到一张明信片。富士山，京都寺庙，东京塔。背面写两个字：平安。 她也回两个字：平安。 像是两个陌生人，履行某种义务。 --- 大学毕业那年，林静二十四岁。 她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做财务，月薪一千八。公司在徐家汇一栋老写字楼里，电梯慢得像蜗牛，空调夏天不冷冬天不热。她租了一间合租房，在杨浦，八平米，放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衣柜，刚刚好。 她看着那张床、那张桌、那个衣柜，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亭子间。 十二年过去，她住的房间还是这么大。 同事给她介绍对象。说男的，本地人，在银行工作，条件不错。她去了，见了，吃了顿饭。男的问她做什么的，她说财务。问她老家哪里的，她说上海。问她父母呢，她说，不在了。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谎。大概是不想解释。 交往半年，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父母，没有亲戚，只有几个同事朋友。婚宴上他给她夹菜，夹了一块肥肉。她从来不吃的，但那天她吃了。 她想，也许这就是过日子。不喜欢也要吃，不愿意也要做。两个人不讨厌，就能过。 后来发现不能。 琐事堆积成山。他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躺，她做饭洗碗擦桌子。他周末和朋友钓鱼打牌，她一个人在家看天花板。他说要孩子，她说再等等。他说等什么，她说不知道。 吵，冷战，再吵，再冷战。 两年后，离婚。 办完手续出来，他在民政局门口站了一会儿，说，林静，你这个人什么都闷在心里。 她说，嗯。 他走了。 她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他说的话。 什么都闷在心里。 她不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出来。从小到大，没人教过她。 --- 二十六岁到三十三岁，林静一个人过。 换了几份工作，搬了几次家。从杨浦到闵行，从闵行到闸北，从闸北到徐汇。每个地方住两三年，攒一点东西，搬一次家扔掉一些。 她发现能扔的东西越来越多。 旧衣服，旧书，旧相框。高中同学送的毕业礼物，大学室友写的明信片，第一任丈夫忘了拿走的剃须刀。扔到最后，剩下一个28寸行李箱，装得下所有家当。 这样也好。她想。随时可以走。 不知道去哪里，但随时可以走。 三十三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第二任丈夫。 张伟明，四十一岁，做小生意，离婚的，没孩子。见面那天他穿了件深蓝色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斯斯文文的。 他问她，你一个人这么多年，不累吗？ 她想了想，说，习惯了。 他说，以后不用一个人了。 她看着他，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 交往一年，结婚。 这次她以为不一样。他体贴，细心，记得她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周末带她出去，逢年过节买礼物。同事说她命好，找了个好男人。 她也以为自己命好。 第七年，她在他手机里发现一条消息。 发消息的是他公司新来的会计，二十多岁，刚毕业。消息不长，但她看完就懂了。 她把手机放回去，什么都没说。 那天晚上他回来，她做了饭，他吃了，看了一会儿电视，睡了。 她一夜没睡。 第二天她问他，你是不是有别人了。 他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看见的。 沉默了很久。他说，她怀孕了。我想要个孩子，你一直不肯。 她说，我没不肯。我只是还没准备好。 他低下头，没说话。 那天下午，他们去民政局办手续。 出来的时候他说，林静，你不适合结婚。 她问，为什么。 他说，你心里有事，从来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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